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中苏文化》创刊号上发文称：“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将来一定是很广大的。中苏文化协会与‘苏联国对外文化协会’的携手，就可以组织中苏二国间文化上成绩的交换。”^[9]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中苏文化》得以进行。据重庆的中苏文协总会声称，在抗战期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方面各项书报，源源寄赠本地与各地分会”，而“《中苏文化》杂志尽量译刊苏联文章，并将出版刊物，按期寄与”。^[10]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表面上是文化交流组织，实际上直接受控于苏共中央政治局，中苏外交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徐悲鸿、梅兰芳、周剑云、胡蝶等访苏之行都是其一手促成的。而中苏文协也具有明确的半官方色彩，其会长孙科在抗战期间被蒋介石委派负责对苏事务，因此，《中苏文化》所反映的绝非仅仅是中苏两个民间团体间的文化交流，而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中苏两国政府的外交态度。最为典型的事例是，1938年7月，苏日张鼓峰武装冲突爆发，中国民众普遍希望苏联对日宣战，孙科在访问莫斯科时专门就此与斯大林交换了意见，斯大林认为苏联只有在三个条件下才可参加对日作战：“1.日本进攻苏联；2.如果英美加入对日战争；3.如果国联责成太平洋国家对日宣战。”^[11]总之，苏联在目前绝不可能对日出兵。为了减少国民对苏联的怀疑，1939年1月7日，孙科在重庆文化界的招待会上发表讲演，他说：“如果要他们出兵，必须具有三个条件：一是国联执行盟约决议，共同负责来制裁强暴，则苏联可负执行任务；假使不通过制裁案，至少也要英美法民主国家联合苏联四国，一致成立谅解行动，共同制裁暴敌；如果以上两点，都做不到，只有等着日本进犯苏联边境时，当然自卫抗敌，予侵略者以打击。”^[12]这一演讲也刊登在《中苏文化》上，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孙科对苏联立场的解释几乎就是苏联政府政策的转述。

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各界也通过《中苏文化》致电苏联各界呼吁支持，并示同仇敌忾，1940年第4期发表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致苏联界书》《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致苏联电影界书》，1941年第1期分别发表了中国邮务工会、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军委会政治部孩子剧团《致苏联人民书》，第2期发表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致苏联文艺界书》《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致苏联音乐界书》《中国妇女界致苏联女战友书》，第2-3期发表了《中国戏剧电影界致苏联戏剧电影界书》《中华交响乐团全体团员致苏联人民书》《中苏文化协会反侵略会中国分会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致全苏联人民电》，1941年第5期发表了《中华交响乐团致苏联音乐界书》。(www.daowen.com)

中苏关系是战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美不愿卷入中日战争，苏联是对中国援助最大的国家，《中苏文化》在促进中苏外交上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