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22日，宋子文在收到罗斯福签署的电文后，立即征询了回国述职的驻英大使顾维钧的意见。顾维钧认为罗斯福虽然在电文中措辞谨慎，但可以看出美方确实希望中共代表能够参加旧金山会议。此时宋子文倾向于采纳罗斯福的建议，但考虑到蒋介石会产生激烈反应，宋子文要求由顾维钧将该电文面呈蒋介石，并通过顾维钧、王世杰二人先向蒋介石“敲边鼓”。^[34]

3月23日，王世杰致电蒋介石称，他与宋子文商议后认为，可以指派博古（秦邦宪）一人参加，理由是“无论秦愿去与否，罗总统当必以钧座为宽大，不能有何闲言，异日宋部长向罗总统作任何交涉，亦可免去一种心理上障碍”。^[35]23日当天，顾维钧也向蒋介石建言称，应积极响应罗斯福的提议，即在代表团中容纳中共成员。应当说，宋子文、王世杰、顾维钧作为国民政府外交领域的实权人物，在旧金山会议代表团问题上做出了较明智的判断，而这一判断背后则体现了他们对大战结束前夕国民政府外交方针的理性思考。正如顾维钧所言：“对于理想太高之主张，为表明我立场起见，可大概一说，不宜对任何具体问题、与我无利害关系者固坚持而失却英美苏等之同情，甚至引起彼之猜忌。现在我实力未充，说后无效，不如不说，而专心作我实在功夫充足国力。”^[36]实际上，顾维钧的“韬光养晦论”与蒋介石的“平衡外交”策略并无本质差异，但蒋介石比顾维钧更在乎中共问题的“利害关系”。

蒋介石在听取顾维钧等人的汇报后，认为罗斯福“太不知共匪之目的与将来之利害也”，并“反复地念叨着我们决不让共产党人进入代表团”。^[37]3月23日下午，在冷静审阅罗斯福来电后，他的强硬态度开始松动。蒋介石认为“政治方法全在现实，如为顾虑将来之利害而违反今日之策略与时势，则非政治之道”，为了施展其“平衡外交”策略，他“不得不以逆来顺受处之”。蒋介石在“心神悲痛沉闷”的状况下决定派一名中共人士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同时又表示罗斯福发来的电文是“对我之心理又加一次压迫”，令其“痛愤不已”“痛苦极矣”，以致彻夜“未克熟睡”。^[38]罗斯福的一封电报完全搅乱了蒋介石的云南之游，面对来自美苏两国的巨大压力，在经历了极端复杂的心理斗争之后，蒋介石也只能选择妥协。(www.daowen.com)

1945年3月25日，蒋介石自滇返渝后，立即与宋子文密商旧金山会议代表人选问题。在宋子文的协助下，蒋介石专门对罗斯福的英文电稿进行了研究，仔细判读美方在中共代表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最终蒋介石改变初衷，决定将预定代表团成员之一施肇基的名额空出，同意中共派遣一名代表与会。^[39]3月26日上午，蒋介石在国防会议决定赴旧金山参会代表人选。^[40]经与中共协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3月27日发表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人选，宋子文为首席代表，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吴贻芳（女教育家）、李璜（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董必武（共产党）、胡霖（大公报）为代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41]对于自己所做出的这项决策是否正确，蒋介石并非十拿九稳，他起初甚至认为被迫指派中共代表是国民党在内政外交领域遭遇的重大挫折。直到3月31日，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旧金山会议代表人选发表可谓慎重极矣……本月对外交忧患最切，对国内耻辱最大。”^[42]足见此事对蒋介石的个人心理及其在党内的权威都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然而，随着美苏两国的表态，蒋介石的心态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在国民政府宣布中国代表团成员名单次日，苏联随即公布了该国赴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名单，蒋介石心头宽慰了许多，他认为“余预防其如我国代表无中共参加，则彼乃借辞破坏会议，或不派代表，实非过虑也。”^[43]紧接着，美驻华大使赫尔利于4月2日公开表示美国不会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蒋介石获悉此事当天在日记中兴奋地记道：“此一表示实于我内政与外交之安危关系甚大也。可知美国对华政策业已重定。此或与指派中共为国际会议代表有影响也。”^[44]4月15日，赫尔利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时表示：“现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将有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我们在蒋介石面前坚持让他在统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和联合中国各民主党方面做出让步，以便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斯大林感谢赫尔利通报的消息，并且回称：“苏联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促成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45]斯大林和赫尔利的对话再次说明，为促成中共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美苏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都做出了相应的外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