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希望在美苏两国之间寻找平衡的外交方针,决定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在总体上是趋于缓和的。然而,蒋介石并未因调整对苏关系而改变对国共关系的基本态度。1945年3月5日,蒋介石拟订了由宋子文等12人组成的“旧金山会议代表人选”,3月7日,蒋介石将此人选名单缩小为“宋子文、王宠惠、顾维钧、魏道明、王世杰、张君劢、王云五、胡政之、胡适之”共9人,前后两份名单均不包含中共成员。[24]
由于蒋介石坚持既有立场绝不改变,宋庆龄于3月12日向其提出,应允许中共代表加入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蒋介石认为宋庆龄是代表苏联逼迫自己改变态度,因而对此反应异常激烈,他在当天日记中极为愤怒地写道:“彼(宋庆龄)对俄国之利害无异自身之存亡,对共匪之成败无异其祖先之荣辱。彼已不知其祖国何在而祖先何自矣!此种奴性贱态不一而作,吾不知其中华民族何故而有此种败类。彼俄究用何术而使其麻醉之烈,竟亡其本身与祖国而为其效忠至此耶?”[25]蒋介石的过激言辞和无端谩骂恰恰证明宋庆龄的此番谈话对其心理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
在此之际,苏联方面突然就旧金山会议中共代表问题向蒋介石施压。3月15日晚九点,苏联驻华大使馆紧急约谈蒋经国,表示“俄对华友好政策始终不变”,希望国民政府指派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并暗示如中共代表未能出席,苏联或不参加此次会议。蒋介石获悉此事后立即于16日上午召见宋子文商议对策。[26]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情让蒋介石极为苦恼,他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再次破口大骂:“共匪知我对其各种横逆、暴戾、卑劣手段皆不能动摇,知我决心绝无指派其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可能,彼乃间接运动宋庆龄对我说项(以庆龄与我提共匪事乃为十五年来第一次,以其从不愿与我谈政治与共匪也),最后则以宋说项无效,乃不得不由俄国出而暗示其挺共之态度,要求我容共。”蒋介石认为:“此乃共匪已经山穷水尽、各路皆绝之象,俄国亦故不得不用其最后之一着。此恶乎可,余仍置之不理、视若无睹,彼将于我奈何也。”[27]同日,蒋介石与国民党内军政官员谈话时,“述及中共仍在努力于出席旧金山会议,颇哂其徒劳”。[28]应当说,在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组成一事上,苏联方面的意见已对蒋介石造成较大压力,蒋介石此时寄希望于美国能继续支持自己,在美方态度尚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他打算硬撑到底。
就在苏联向蒋介石施压之时,美国政府高层关于旧金山会议中共代表问题的态度也日益明朗,最终成为压倒蒋介石的最后一根稻草。1945年2月26日,罗斯福总统指示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草拟一份给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信件,表示“诚恳希望阁下及蒋介石主席能和谐一致、共同工作,达成国内团结”。作为1944年11月毛泽东致白宫来函的回复,这封信由罗斯福总统亲自署名后于3月10日正式发出。[29](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周恩来于3月9日函告已回到美国的赫尔利:“本党中央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确认,设若中国代表在4月1日旧金山会议中乃代表中国人民之共同意志,则他们必须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之代表。决不能仅由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周恩来还向美方提出警告:“本党已正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上项要求,并提议本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中国代表团。设若此项提议不为国民党政府接受,本党定将反对国民党之分裂措施,并对国民党政府独占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上的行动保留表示一切意见之权利。”同时,周恩来要求美方将此信内容尽速告知罗斯福总统。[30]受此影响,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等华府官员经过再三考虑,经与赫尔利和国务院官员进行讨论后,建议罗斯福总统敦促蒋介石同意中共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31]
罗斯福很快便采纳了斯退丁纽斯的意见,他在3月15日写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强调:“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员或其他政治结合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致有何不利情形,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类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而阁下对于统一中国之努力,势将因阁下此种民治主义之表示,而获得实际援助。美国两大政党之代表,在美国代表团内均有其地位,谅为阁下所知,余并信其他国家,包括加拿大,亦正采取同样措施。”[32]斯退丁纽斯在美国东部时间1945年3月15日将上述电文发送给赫尔利,并请他将电文翻译后发送给蒋介石。然而,中国方面直到3月22日才收到罗斯福总统的这封电报。据1945年3月19日国务院呈送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来看,白宫和国务院均认为该电报已于3月15日当日由赫尔利大使发送给了中国方面。[33]
这份绝密电文为何延误这么久才传送给中方,由于相关史料有限,对此暂时无法做出肯定的解释。但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判断,应当是赫尔利大使故意拖延了电文的传递。笔者认为,此事与3月15日苏联方面紧急约谈蒋经国一事或许存在某种关联,赫尔利或在观望苏联“劝谏”国民政府的效果。如果在国民党当局改变既定方针后,再递交罗斯福的电文,则能避免“过分刺激”蒋介石。如前文所述,赫尔利在1945年初国共谈判过程中偏向国民党的立场已十分明显,他在离开中国前夕还曾坚决拒绝中共派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而当他回国述职后美国总统竟亲自出面要求蒋介石同意中共要求,还要赫尔利负责向中方传达该讯息,这无疑是件让他颇为难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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