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欧战即将结束、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也取得辉煌战果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却在中国本土战场节节败退。加之国共谈判毫无进展，国民政府在军事和政治上都陷入不利的境地。在此背景下，美国作为战时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不得不重新考虑亚洲战场的前途问题。一方面，美国迫切需要国民党军队继续在中国牵制日军兵力，配合盟军在太平洋战区的夺岛作战。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在太平洋与日本激烈的交战，日益感到如果倚靠登陆作战进行反攻，美军将付出不可估量的代价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因此，美方迫切需要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举兵东进，加速战败日本的进程。再者，给予中国以“大国”地位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方针，美国需要确保中国在战后仍然能够作为其忠诚的盟友，以“四强”之一的身份担负起在亚洲的责任，维护它在远东地区的长远利益。因此，美方希望国共双方减少摩擦、避免内战，进而促使中国武装力量更加有效地集中于对日作战，同时通过改善中苏关系，为促成苏联参战创造条件。^[15]

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就苏联出兵对日决战、美苏在战后远东地区利益分配等问题达成秘密协定。斯大林向罗斯福明确表示，他不能理解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为什么破裂，当前国共双方应该联合一致。罗斯福对斯大林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均表同意，并在远东问题上对苏联做出了较大让步。他认为与中国问题相比，就创建联合国等议题谋求苏联的合作更加重要。^[16]尽管罗斯福和斯大林没有具体商谈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问题，但根据雅尔塔会议的精神原则不难判断：美苏双方将支持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但同时也将尽力维系国共合作关系，两国均倾向于同意中共成员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久，国民政府内的“亲苏派”、立法院院长孙科即于2月15日就外交和内政问题发表谈话，在海内外造成很大影响。孙科向《新华日报》记者表示：“三巨头决定把联合国会议移在太平洋区域内举行，这并不是偶然的，从时间和地点上看，这都意味着国际重大事件的来临。”其中，他所谓的“重大事件”应指盟国即将对日本采取的反攻决战。孙科进而提出：“中国是被列为这一会议的发起和参与国之一，因之在这一会议之前，我们必须加速中国内部政治问题的解决。……中国倘不能在联合国会议之前，民主地解决中国的内部政治问题，中国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国际地位。”同时，孙科还公开宣称联合政府是“遵循民主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17]2月17日，孙科又发表声明，对《新华日报》所刊载的上述言论表示负责，并再次敦促国民政府在旧金山会议之前组建容纳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18]孙科的这番言论与当时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针锋相对，具有同情中共的明显倾向，立刻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www.daowen.com)

对于孙科的这一举动，蒋介石当众大骂其“丧失其革命之人格，且已成为总理之叛徒，政府不能容此败类危害党国，应即‘滚蛋’”。^[19]然而，蒋介石的强硬姿态很快便发生了变化。2月21日，蒋介石收到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傅秉常的电报，获悉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曾向罗斯福提出国民政府应容纳中国共产党，中苏两国才能实现合作。蒋介石闻讯后忐忑不安，认为“共匪近更猖獗、有恃而无恐”是与苏联的支持有关，他甚至开始后悔自己之前对孙科“态度太急”。^[20]蒋介石在2月24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对孙科与贺李等暴戾愤慨不能忍耐自重，可知修养功夫迄无进步，应记大过一次。”蒋介石对孙科态度的转变，反映了他在处理中共问题上有了更进一步的考虑，他在日记中分析认为：“国际趋势似于我有利，惟对俄关系与对共方针陷于矛盾之中，应如何运用合宜？当加以深切检讨：甲、对共党有限度有条件容纳其加入政府；乙、对俄表明我对共为内政之严正态度；丙、中国决不加入反俄阵线；丁、愿与俄国互助。”^[21]

蒋介石的“对俄关系与对共方针”之所以陷入矛盾之中，是因为他一方面坚持积极反共的对内独裁政策，一方面又不得不拉近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而后者是其“平衡外交”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2月28日，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吴稚晖就“国际形势与外交关系”向蒋介石进言称：“美英与俄国皆须要我为缓冲，我虽在狭缝中饱经患难，但要转弱为强必须在各国矛盾中取得利益。能多取一分即多增强我一分国力。至于共产主义在此十年内必有一度猖狂，但必不能持久，必受各国民众共愤申讨，自将无形消灭。以其为保穷而王，而非保民而王也。”对于吴稚晖的这席话，蒋介石详细地记录在当天日记中，足见其重视。^[22]3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反复强调：“今后俄美之间维系平衡政策之要旨：轻重缓急、先后难易关系皆应注重。……注意：（一）对美俄平衡政策应在美国谅解之下与俄合作，以不任英美之反俄基地使俄国不加疑忌。外交政策必须自立维系平衡，但不能不有轻重之分。”^[23]在处理中美俄三国和国共两党这“三国四方”关系的关键时刻，吴稚晖的“平衡外交论”显然对蒋介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蒋介石在抗战结束前后很长一段时期都在实践这一“平衡外交”策略，即利用美苏矛盾互相牵制彼此而收渔翁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