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底至1945年初，国共两党在美国大使赫尔利的斡旋下展开谈判，试图就统一战线、军权归属、联合政府等问题达成协议。然而，国共双方的立场尖锐对立，几乎无达成和解的希望。毛泽东坚持要求结束一党统治、实现共同纲领、改组国民政府。^[3]蒋介石则认为中共所提“党派会议、国是会议与联合政府”建议是“骄横猖狂，鼓吹谬论”，国民党将一概置之不理。^[4]1945年1月2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再次赴重庆，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等进行磋商，但谈判很快又陷入僵局。

1945年2月16日，鉴于国共谈判已经破裂，中共代表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离渝之前，赫尔利大使曾向周恩来表示，旧金山会议应有中共代表和民主党派人士出席。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宣称“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5]同日，周恩来致电赫尔利，正式提出旧金山会议代表席位中三分之二应分配给中共和民主党派。但赫尔利在19日深夜收到该电文后却立即回电表示拒绝，称旧金山会议系各国政府会议，而非政党会议。^[6]赫尔利的拒绝完全出乎中共方面的预料，他之所以出尔反尔，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蒋介石“外交欺骗”的影响。

就在周恩来离开重庆的2月16日，蒋介石提出应向美方积极“输诚”，并对其表示，在中国内政方面“无论中共能否就范，我政府必尽力建立民主道路前进”。^[7]就在2月18日周恩来发出电文当天，蒋介石亲自向赫尔利提出“我政府不问共党是否就范，必照预定方案召开国民大会、组织民选政府进行”。同时，蒋介石强调苏联“决不敢对中国冒不韪，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或接济中共武器”，希望通过赫尔利转告罗斯福总统，以安美国之心。^[8]由于罗斯福总统对顺利解决国共问题、在中国组建民主政府抱有很高期望，而赫尔利在调停国共矛盾、促使国民政府改革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他在回国述职前夕正苦于无法向罗斯福做出交代。恰在此时，蒋介石所抛出的政治许诺正中其下怀，赫尔利自然倾向于信任国民党政府，转而向中共施压。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国共双方的谈判进程陷入僵局，蒋介石早在1945年1月就曾提出，既然国共无法达成共识，不如更加积极地向中共方面提出谈判请求，造成共产党不配合谈判的假象，进而离间美国政府与中共方面的关系，即“使美国知余确有诚意，并使美国对共之嫌恶”。^[9]1945年1月6日，蒋介石决定继续笼络美国，拟派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陪同赫尔利赴延安进行协商，“以为最后之试谈”。^[10]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宋子文等施展各种招数，极力博得美国方面的信任与支持。这一阶段国民党“积极推动”国共谈判的一系列动作确实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赫尔利向罗斯福报告称：“宋博士起初并不十分倾向于和中共达成协议，然而现在却由衷地赞成此事。”^[11]他在和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斯克沃尔佐夫谈话时也提到，宋子文曾激烈地反对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但现在却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以“亲共产主义活动家的面目出现”，并表示“我真是完全不明白这些现象”。^[12](www.daowen.com)

赫尔利拒绝周恩来的要求后，蒋介石认为离间美国与中共关系的策略已奏效，并开始积极筹备参与旧金山会议之事。由于有美国政府撑腰，蒋介石起初在拒绝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一事上立场十分强硬。2月20日，蒋介石向国民党党内人士表示：“此次国际会议乃为各国政府会议而非各国之党派会议，如果中共参加此会议，则各国自置于何地。如我政府不参加，则此会其能有效乎？”在当天召开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议上，国府委员邹鲁提出“旧金山会议以前对中共如不能妥协，则我国际地位将不能保全”，蒋介石闻之大怒，“力辟其所言之无常识及其所言无异召列强以干涉我内政，殊失革命自信之心”。不难看出，蒋介石对中共代表问题的态度非常坚决。

其实，蒋介石非常担心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组成问题处理不当，将招致海内外各界的反对。2月19日，蒋介石召见他的英文翻译兼顾问、美国传教士毕范宇（Frank Wilson Price）商议旧金山会议相关问题，研究认为此次会议对于国民政府开展对美宣传至关重要，应及早制订“旧金山会议前宣传纲要与实施计划”^[13]，体现出蒋介石对构建国民政府正面外交形象的重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于2月22日与王世杰商议，将国民政府已宣告于四月份召开的参政会议延迟至六月，“以免在四月二十五日旧金山会议前后，中共及其他党派纷纷以不出席等办法，引起国内外之注意”。^[14]这再次表明，蒋介石对美国方面所做出的“尽力建立民主”等许诺，完全是操弄“瞒天过海”的外交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