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直接为战争服务是当时战时中国科技教育的主旋律。研究院的科研以“纯粹学术与应用学术的发明，应顾及国家需要分别缓急先后”，“为谋求教育行政与国防及生产建设事业之沟通与合作，应实施建教合作方法”。[20]由此可见，当时全国的科学研究都转向以应用研究为主，所以中外科技交流的主要内容亦是如此。以农业中外科技为例，1945年10月，国民政府为发展农业计，向美国政府提出农业技术合作的建议，“经数度洽商，双方同意合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以便拟订一个广泛完善的中国农业发展计划，并就执行该计划所需要机构的形式和种类，提出建议”。考察团由中美双方分别委派10名专家组成，中方团长为农林部、粮食部高级顾问邹秉文；美方团长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副校长兼农学院教务长赫济生。[21]考察团耗时3个月（1946年6月至9月），足迹所至川、云、贵、江、浙等14个省份，对中国农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考察团形成了《中美农业技术团报告书》，报告书对中国农业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病虫害防治、森林植被、农村金融等从宏观上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设想，并有一定可行性。
2.中外科技交流主要国家为战时同盟国
以留学生派遣为例，战前留学生派遣遍布欧、亚、美洲的20余个国家，而其中留学生数量最大的是日本。抗战前，在日留学生总数和每年派赴的人数均占总留学生人数的50%～70%。如1929年，留学生总数为1657人，留日人数为1025人；1936年，留学生总人数为1002人，留日人数为496人[22]。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中日断交，赴日留学生中断。战时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同盟国：美国、英国、印度等国。尤其以赴美留学生居多。数据显示，1928—1933年期间，中国留学生主要分布在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除留学生派遣之外，中国的实习生、考察团派遣，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外设立科学文化交流机构，均是以美英为主。(www.daowen.com)
3.战时留学生回国潮、知识分子回国潮为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海外学子纷纷辍学归国。1937年10月下，在日留学生6000余人几乎全部回国。抗战前夕，中国在欧美各国的留学生共约4000人，到1938年5月，回归者几乎占了总人数的一半。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一年，归国效力的留学生总数约8000人[23]。军、工、理、医等专业的留学生在抗战时期尤为各方面所急需，留学生回国后积极培训前线急需的军事技术人员、努力创建水电事业、努力兴办钢铁企业、努力投身农田水利建设，在科研设备和原材料奇缺的情况下，做出突出的贡献。抗战全面爆发后，一些正在海外的专家学者也匆忙回国。如中国现代物理学家严济慈、有机化工博士陈康白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力学家徐芝纶等。他们不仅对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人类文化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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