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家外汇尤其匮乏，无法承担大批留学人员的巨大费用，政府对留学教育加以限制。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第十三条规定：“改订留学制度，务使今后留学之派遣，成为整个教育计划部分，而于私费留学亦加以相当统制，革除过去分歧放任积弊。”[14]故抗战初期重庆政府一度限制留学生出国，获出国留学生必须有外汇奖学金或补助费，对科目也加以限制，主要以有关军事国防的军、工、理、医等科目为限。1943年，国民政府鉴于国际形势好转，抗战胜利在望，战后重建急需人才，加之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的签订，国际环境也为派遣留学生提供了较前有利的条件，于是决定废除限令，大量派遣留学生。除了在留学生数量上有大幅增长之外，还在科目上进行了平衡，“学科暂定习实科（包括理工医农等科）占十分之六，文科（包括文法商教育等科）占十分之四”[15]。根据《国民政府年鉴》的《历年度出国留学人数》统计，抗战期间派遣的出国留学生在2000人左右。重庆由于地处西南腹地，交通不便、信息滞后，在抗战之前留学者甚少，而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各文化科研机构、大学和大型工业企业内迁重庆，重庆留学生数量急剧增加。
2.盟国援助留学生
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国对留学生进行了援助。1942年初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制订了文化援助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对华拨款两万美元，援助中国的旅美留学生”。这个计划从1942年4月正式施行，到1944年5月1日，总计有376名中国留学生得到了美国的经济援助。[16]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国民政府派遣留学生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3.派遣技术人员出国学习
1942年起，重庆外派技术人员成井喷之势，其中技术人员主要来自资源委员会、经济部、交通部、军政部和农林部所属机构厂矿，其专业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械、电子、交通工具等行业，这也与战时所急需的专业紧密相关，除极少数赴英、加拿大之外，大部分实习人员都是赴美进行学习。此外，部分民营企业如天原化工厂等企业，也不惜巨资选派技术人员出国学习。
4.外国专家访华考察指导
以英美为首的盟国在抗战时期给予中国技术输出，来自公共卫生、水利、水土、电力、机械矿冶等领域的专家纷纷来华帮助战时中国的生产建设。重庆部分工矿企业如中央造纸厂、资渝炼钢厂、电化冶炼厂、渝兴钢厂得到了专家的援助和指导。(www.daowen.com)
美国、英国、瑞士等国的外籍专家和考察团也纷纷赴渝进行参观考察，并对重庆工农业科学研究上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提供了咨询。
5.国际学术交流
国际学术交流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中英科学合作馆，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的四年期间，成为战时中英科学文化界密切联系的主要桥梁之一，也是在当时中国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中国科学界了解世界、向国外科学界宣传介绍中国的主要窗口。其次是资源委员会在美国设立驻美技术团，为重庆经济建设提供了最新科技信息，培训了大批科技骨干。
在渝各科研机构和各社团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如中国地质学会，连续5年参加国际地质大会，提交论文20余篇[17]。农业方面，1943年后与国际的学术交流更为密切，先后组团赴印、缅、美等国考察农业，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向世界各国介绍我国农业的科技现状和战后农业发展设想。1935年中国天文协会积极加入国际天文协会，成为协会成员。
6.出版科学杂志
各科学机构和协会在抗战期间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刊物和杂志，向世界宣传中国的科学技术，同时介绍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外科技交流做出了贡献。中国博物馆协会出版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每两月一册，全年5期，《博物馆界》分国内、国外两部分，栏目很注意关注国外博物馆界发展的最新情况，除此之外还特别关注各大博物馆协会的学术动态，《新书介绍》对国外的新书也有介绍，如美国的《历史博物馆之管理》[18]。中国植物学会发行西文报刊《中国植物学汇报》（Botanica Sinica），该刊以西文刊印，为不定期发行，向国外推介中国植物学研究新动向。中国天文学会1930年开始出版的《宇宙》月刊，与国外建立了书刊交换关系，在国外有较大的影响。[19]中国地质学会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版），为了方便国际交流，主要用英文发表论文，少数为德文和法文。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地质学界的学术水平，而且促进了我国地质科学成果在国际上的交流。中国工程师学会出版的杂志《工程》，代表了中国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准，内容以国内外实际建设报告为主。中央农业试验所主办的《农报》，主要刊登有关农业各方面的学术论文、研究成果、试验报告、农情调查，以及介绍国内外农学研究动态和国外学术论文的翻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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