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流亡在华的抗日人士派系林立,组织繁杂,大体可划分为左右两大派系。左翼以金九为领袖,主要接受国民党内CC系的扶植;右翼则以金若山为领导,思想更为激进,与国民党黄埔系联系更为紧密。[80]
1942年3月3日,王世杰记录:“朝鲜革命党人近日在渝、在美均甚活动。该党之弱点,一为内部之不统一(共产分子与历来领导朝鲜独立运动分子不协调),一为缺乏一种显明之主义以为革命建国之信条。”[81]在王氏看来,内部的矛盾和缺乏主义的指导,乃韩国革命党人的两大缺陷。而据韩人内部的分析,金九和金若山矛盾的原因,源于双方思想、目的、政策的显著差异。[82]蒋介石曾多次约见过金九和金若山,以促进韩人内部团结。1941年8月6日,蒋在日记中记录:“预定四、约见朝鲜领袖。注意一、扶助朝鲜独立计划,先使之成立政府,统一其各派力量,共同对倭。”[83]同样的记录还出现在1942年4月24日的日记中:“韩国承认与领导之计划,应先策动其各派团结为首务。”[84]在这种思路下,1943年7月26日,蒋“见朝鲜革命党领袖金九等,劝勉其团结内部,协助我政府对战后朝鲜独立之主张”。[85]朝鲜革命党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原因颇多。其一,各党派信仰的主义不一。其二国民党内部也派系繁多,这反过来也加剧了朝鲜革命者之间的派系矛盾。
抗战结束,韩国临时政府成员以个人身份归国。临时政府人员归国之际,蒋介石于11月4日“四时到中央党部,欢送韩国临时政府茶会致辞,此为我国民革命中一大事,今日得见韩国革命党员能有回其祖国之一日,而由余扶掖以成之,岂能不归荣耀于上帝乎,惟祷祝其能早日独立耳”。得见韩国革命党员归国,蒋氏不无欣慰,甚至将此成绩归功于上帝,衷心祝愿其能早日独立。[86](www.daowen.com)
王子壮则怀有不同的感受。据王氏1945年11月13日的日记:“昨寿贤所谈韩国政府问题,认为回国后能否成功,仍在未定之天。此批回国之韩国领袖三十余人,皆久居吾国,一向受我政府津贴,而较有脑筋者。不过韩国人气量局面终觉狭窄,在我国之韩侨亦不能由彼等统一领导。国内尚有反对派,而彼等不能见其大,以取得多数人之同情与掩护。故此次返国,美军允许以个人资格回,并非要政府迁回,亦即所以免除纠纷也,而彼等所到之地,皆以政府资格发表谈话,必将引起若干人之反感。彼不知利用中国之援助,缓和各派之冲突,是彼等地位始能稳固,盖彼等今日尚未取得政权也。但彼等行动有失坦白大公,将来能否领导全国,仍为问题。我国绝对支持彼等者乃为立夫先生,似此支持一部,而遗忘全体,效果如何,仍成问题。此次回国,蒋先生送彼等一万美金,是政治上最大之投资,结果如何,则应视彼等返国以后。”[87]韩国临时政府内部矛盾重重,其成员回国后能否领导该国,对此王子壮不无保留。
韩国独立后,王世杰对独立运动的学术著作仍然相当关注。1972年10月7日,王世杰日记载:“阅胡春惠(一武大毕业女生,罗首庶之义子,经政大新近授予法学博士者)的《中华民国与韩国临时政府关系》论文。此文对过去事实叙述颇清晰,其于中国国民党协助韩国独立之事实,记载颇详。”[88]直到晚年,王世杰仍在关注研究韩国独立运动的专著,可见其对韩国独立运动之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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