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被日本吞并以来，韩国革命者从未停歇争取该国独立的努力。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华活动的韩国临时政府积极争取获得中国的正式承认。国民政府虽然在支持该国独立运动，但是并未明确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韩国独立运动内部不统一，纷争严重；另方面就是顾及美国、苏联和英国等盟国的反应”。^[43]

中国就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与美国政府进行过多次磋商。^[44]美方希望中国在对韩国临时政府做出任何重要决定之前要提前通知他们。美国在韩国临时政府承认问题上极其慎重。他们之所以不愿承认该临时政府，原因有二：“第一，现有争取朝鲜独立的各韩人组织之间的不团结；第二，在朝鲜境外的各个组织，可能同朝鲜国内的民众缺少联系。”^[45]此外，在承认问题上，美方对苏联和其盟国英国的态度亦不得不有所顾忌。

对于韩国临时政府承认与否，国民党内部亦有分歧。而这种内部的分歧，最终影响了援韩的效果。吴景平教授即曾指出：“而除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外，参与和涉及对韩政策的机构颇多，如国防最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中央秘书处、中央组织部、中央调查统计局、国民政府外交部，以及半官方机构中韩文化协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各机构都主张积极援韩，然而在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各方面的意见不尽相同。”^[46]事实上，除此之外，尚有军方和党方之间的矛盾。就支持朝鲜独立的一方而言，其代表有孙科、王世杰等，孙科、王世杰等主张迅予承认。立法院院长孙科应邀在重庆讲演《韩国独立问题》：“现在助韩独立，亦是助我抗战胜利，而战后东亚和平的维持，将尤需中韩合作。”^[47]孙科认为现阶段，中国应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内部虽有几个党派之间存在争执，但从未产生第二个临时政府，且韩人亦均承认该临时政府。孙氏认为，对于韩国独立问题，应从韩国本身的利益和中韩关系两个角度来看待。^[48]孙科作为国民党党部举足轻重的元老级人物，他的演说无疑给韩国独立运动带来了曙光。

王世杰在1942年4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晨国防最高委员会开会，孙哲生提议迅即承认在华之韩国临时政府，意谓我如不于此时首先承认，将来日苏战争发生时，苏必承认一共产党所支配之韩国人民政府，果尔则我之行动将感不便。予亦赞成即予承认，因韩国人民与我同一血统，且久为我国藩服，我如延不承认其独立，外间或疑我犹有收复失土之私心。会议当以一致之同意通过孙案，惟仍须候蒋先生裁定。”^[49]美国方面的情报也证实了这一点。^[50]

1942年4月17日，王世杰日记：“今午在蒋先生寓邸聚餐，举行参事室会谈，各院部长官亦多参加。张子缨言及承认朝鲜独立事，蒋先生谓俟得美国答复时，我政府即作表示。”^[51]此处的张子缨，是指张忠绂，中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外交家，曾在国民政府担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后兼任外交部参事等职。他力主承认朝鲜独立。对此，蒋表示先需美国表态，才能做出表示。对于临时政府承认与否，蒋介石对美、苏国的态度不能不有所顾忌。

1942年4月26日，王世杰于“今午参事会谈时，郭斌佳、王芃生等均以东条内阁之改组，为日本准备与德夹击苏联之征兆。蒋先生亦谓日、苏战事之爆发时期已迫。此说似较前为有力。予与张子荫力言，我方所宜注意者在日、苏战争发生后，我方应采之一切政治与军事步骤。子荫提出三点：（一）提议订中、苏同盟；（二）准备调大量军队至华北，务期我军能先苏军入东北四省；（三）此际即承认朝鲜政府。予谓第一点似应改为提议实时订立协定，成立中、美、英、苏四强委员会”。^[52]张子荫，应为前文的张子缨，在军事委员会参事会谈时，他就承认朝鲜独立等问题，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王世杰对其提出的第一点有所保留外，实际上对其提出的承认朝鲜独立等问题则表示同意。

1942年6月25日，王世杰于“今日午后余接见韩国独立党首领金九（现被推为韩国临时政府主席），与谈在华成立韩国‘光复军’及中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事。金氏所领导之韩国革命党与韩国共产党极不兼容；共产党与苏联之关系甚密，其武装党员之在苏者甚众。据金氏言，韩侨入共党者或有数十万人；至于彼所指挥之党，其党员约二万人云。故韩国光复后，其内部之统一问题殊可虑。予应允在宣传方面予韩国独立党以充分便利，并愿促政府早日承认韩国临时政府”。^[53](www.daowen.com)

王世杰对韩国临时政府承认问题，极为慎重。1944年10月23日，“英、美政府提出一个‘韩国问题共同研究纲要草案’，邀我国共商研究。纲要中提出三种办法：一、军事结束后，立即承认韩国完全独立；二、军事结束后，暂由采国际共管制；三、军事结束后，承认韩国政府独立，但同时采用国际顾问制度，协助韩国政府。我外交部倾向于第二种办法，予力主应再行考虑”。^[54]

细读王世杰1944年10月25日的日记，或能发现王世杰对韩国临时政府战后承认问题的真实想法。“关于韩国承认案，王亮畴拟有两个方案：其一为和约缔结后即承认其独立；其一为和约缔结后承认其独立，但同时定一国际协助办法。至于此项协助办法内容如何则尚未拟议。予谓在韩国军事占领期间，中、英、美亦应扶植并承认一个韩国‘临时政权’，予以若干权限，以免韩国内部发生过大之纠纷，而予他国以操纵分化之机会。”^[55]

蒋对韩国的政策，还得观察英、美等国的态度，因此蒋介石对英、美对韩的政策密切关注。戴笠的情报是蒋获取美、英等国对韩态度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蒋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录：下午戴笠报告“英、美对泰、越、韩、台等进行策略毕”。^[56]在临时政府承认问题上，苏联因素也是国民党需要慎重考虑的。1944年11月1日，王世杰“午前与王亮畴、宋子文会商韩国问题。当经商定中、英、美承认韩国时，须事先相互协商，并采一致步骤。缘苏联有支持某韩国团体之说，为应付计，中国非与英、美联成一气，将益无法为韩国之助也”。^[57]

蒋介石也表示主张要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但是由于时机未成熟，一直未能实现。国民政府虽然没有明确承认，但从对临时政府的诸多援助来看，事实上已经默认临时政府的合法地位。1942年2月经蒋介石核定实施的“扶助朝鲜复国运动计划”规定，“于适当时期，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58]之所以迟迟未予承认，就是对其他盟国的态度有所顾忌。我们或能在蒋的日记中寻觅一二答案。“立国自应以恢复所有失土——东北、外蒙、新疆、西藏、安南、台湾、朝鲜为总目标，但不能不以实际环境与空间时间，为进止缓急之准据，不能意必强求，否则即为助长矣。聂双江云：‘义理随事变以适用，事变应时势而顺应’，即此之谓乎。”^[59]蒋的外交政策亦相当务实灵活，随时局而调整，这也为韩国的战后处置埋下了伏笔。

遗憾的是，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韩国临时政府最终未获中国方面承认，“中国方面未能实施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除了韩国独立运动内部的不统一之外，主要应从中国与其他大国特别是与美国关系之中寻找原因；而美国政府的消极态度和反对意见，则是最重要的原因”。^[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