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临时政府是韩国独立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自1919年成立之日起，韩国临时政府就为了祖国独立而一直不懈奋斗。在华的韩国临时政府颇为活跃，比如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期间进行诸多宣传，其对韩国独立运动历史功绩不容忽视。^[18]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随国民政府播迁至重庆，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比如创建直接武装力量——韩国光复军，积极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等。^[19]

1944年2月26日，王世杰^[20]于“午前晤见英国驻美大使馆情报部代表Sir George Sansom暨Hayter君。午后晤见韩国独立党临时政府总统李承晚Sungman（Synman）Rhee。彼希望赴渝，并望中国助其组织军队，予以财政协助。予允返国后为之转达”。^[21]

蒋介石对韩国临时政府在华活动亦投以相当关注。戴笠曾负责调查临时政府人员、韩国独立党在华活动情况，对此《事略稿本》多有记载。如1943年9月23日戴笠对临时政府成员金九等辞职原因的报告^[22]；1943年10月8日，戴笠情报转报韩国临时政府召开国务会议情况。^[23]这些情报，为蒋介石做出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蒋介石对韩国临时政府在华活动扶助颇多。光复军、中韩文化协会等，都有蒋的大力支持。^[24]蒋在反省录中甚至表示“我国政府虽穷，但对韩国不能不厚耳”^[25]，可见其对韩国革命之支持。

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促进韩国独立运动的发展，韩国革命者在华积极活动。韩国独立革命党于1942年4月10日在嘉陵宾馆举行该党临时政府二十三周年纪念，中外来宾参加者甚众。^[26]此外，每逢“三·一”运动^[27]周年纪念日、朝鲜亡国周年纪念日、光复军成立周年纪念日等重要日子，韩国革命者都会举行演讲等纪念活动，场面颇为隆重。

邵毓麟先生曾将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的韩国独立运动和中国援韩经过分为：政治团结的活动、建军参战的努力和外交承认的争取三项^[28]，这大体符合当时的实情。建立光复军即是邵先生所指的建军参战努力的重要一环。金九素有成立光复军的愿望，他曾提出一份建立韩国光复军的计划书，说明如蒙中方协助，“准许组织这样一支韩国国军，则将起到动员三千万韩国同胞的作用”。^[29]中韩双方为此经过多次协商，最终得到蒋介石的批准。1940年9月17日，光复军在重庆嘉陵江畔成立。^[30]成立光复军，朝鲜义勇队方面是坚决反对的，认为既然已存在义勇队，则无成立光复军的必要。但最终在蒋的大力支持下，光复军才得以建立。金若山所辖的朝鲜义勇队被并入光复军，金氏担任光复军副司令。即使光复军建立之后，光复军内金九和金若山两派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化解。

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是韩国独立运动中两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两支军队对韩国的独立运动做出了许多杰出贡献。光复军和义勇队在国民党官员的日记中频有出现，说明两者与国民党官员来往颇为频繁，关系较为紧密。

1941年2月6日，蒋在日记中提出应注意“韩国光复军现状之查报”。^[31]作为军方高层，韩国光复军问题亦多次出现在徐永昌^[32]所撰日记中。1942年8月18日，徐永昌“早约尹处长来，询韩国光复军等情形”。^[33]1943年4月14日，“早见派往韩国光复军诸参谋”。^[34]同年6月7日，“早见韩国光复军参谋长赵树德”。^[35]

1943年6月24日，“早见韩国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其人六十左右，韩国未亡时之日本士官学生（谓读过五经四书）。偕来之某处长亦韩国人，保定航空，与杨鹤霄同学，曾在国民三军服务，陆大特五期毕业，似尚敏干”^[36]，记之颇详。

成立光复军，韩人多有猜疑。徐永昌日记即指出：“下午联席会报余主席会中论及韩国事外人有疑我政府别有作用者，议论庞杂，余即阐述其政府及韩国军成立之经过，系数年前为我抗战增加力量决无别意，此时自宜一任美方作主或撤销，或认为其政府之一员，或即承认其为正式政府，我皆可无异言云云，于是纷纭遂寝。”^[37](www.daowen.com)

1945年3月6日，蒋“核定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先是韩国临时政府在渝成立，计议组织韩国光复军，公嘱吴铁城秘书长负责协商，决定办法如下：‘（一）韩国临时政府所属韩国光复军，以光复祖国为目的，在中国境内时，须配合中国军队参加抗日作战。（二）韩国光复军在中国境内之作战行动受中国最高统帅部之指挥。（三）韩国光复军在中国境内进行训练、招募工作时，经两方协商，中国予以必要之协助及便利。（四）关于韩国光复军之接洽事项，由韩国临时政府与中国军事委员会所派代表协商之。（五）韩国光复军所需一切军费，经协商后，以借款形式，由中国交予韩国临时政府，但光复军经常费，依照中国军队现行给与规定，由中国军事委员会按月拨交光复军。（六）在中国各俘虏收容所，所有韩国籍俘虏，经感化后转交韩国光复军。’”^[38]

此外，抗日战争时期积极从事反日斗争的还有一支重要力量——朝鲜义勇队。

冯玉祥在日记中记录了不少朝鲜义勇队和其接触时的记录。1940年3月23日，冯玉祥与蒋介石谈话时，与蒋谈了四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即是“对台湾、朝鲜、满洲的独立党，要帮助他们起革命暴动”。^[39]

1940年5月9日，冯“至暇娱楼应林亨一先生之约与朝鲜义勇队的几位要人说两句话，我说：你们的鼻子眼睛都是和我们一样，咱们以前一定是一个祖宗，每次听到你们在日本鬼子后边的英勇为国，使我感动得饭都吃不下去，你们看安重根是多么英勇为国，真是令人钦佩已极。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同去打日本鬼子全民族的敌人，使你我和后世子孙，得到永久的生存和幸福”。^[40]

1940年10月8日，“宋斐如先生同两位朝鲜义勇军金若山、韩志诚来巴中，我说：你们的精神使我真是钦佩到了万分，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把日本赶出中国去，才算是真英雄。他说：今后如何促进中韩友谊也是要紧的，我们为报效祖国，要努力，一切照你说的去做”。^[41]冯玉祥日记中的宋斐如，是指台湾新闻记者，曾担任中苏友好协会干事，1942年开始担任国民党台湾党部干训班教育长。按照冯氏的记载，可以看出通过宋氏的介绍，冯玉祥结识了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金若山。

韩国在华的独立运动者还积极与中国政要名流接触，试图为韩国独立争取支持。

1943年正月二十九日，傅秉常即将赴苏联任驻苏大使，社会各界为其饯行，其中到者有韩国临时政府外务部部长赵素昂。“下午二时，各文化团体在中苏文化协会请茶会，与余饯行。于院长主席，潘大使及赵素昂均到，均有演说，余致答词。”^[42]

胡适日记中亦有与韩国临时政府驻美洲代表李承晚接触的记载。韩国革命党人，不仅积极与国民党人接触，还与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等亦有密切的交往，从而为韩国独立运动争取外援。从当时国民党人的日记中，我们大致可以分析出，韩国独立运动者在重庆与国民党军方、党方、社会名流、新闻界人士都有频繁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