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先生认为，在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国国民党人中间，有三个关键人物：一是陈其美，二是孙中山，三是蒋介石，其中蒋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援韩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和决策者，时间最长，贡献也最大。^[3]杨先生的论述指出国民党人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密切联系。

其实，国民党与韩国独立运动渊源甚深。在孙中山时期，国民党人对韩国独立运动支持甚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取得显著成绩。^[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仍是不遗余力，但限于日本方面的因素，其援助始终是以暗中支持的方式，全面抗战爆发后，始公开对韩国独立运动进行援助。素以总理继承人自居的蒋介石对韩国独立运动也是大为支持。^[5]随着《蒋介石日记》的披露，蒋与韩国独立运动的密切关系亦得以呈现。通过研究其日记，研究者得以窥见其对韩国独立运动的真实想法及内心活动。^[6]此外，国民党中许多中高层官员也有记日记的习惯，比如王世杰、徐永昌、王子壮等，从他们的记录中，我们或可捕捉到以往宏观叙述外的更丰富的历史细节。

作为国民党喉舌的《中央周报》，对韩国独立运动迭有报道，对韩国爱国志士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更是高度颂扬。^[7]《中央周报》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声援，显示出国民党对周边被压迫民族一以贯之的扶持态度。对于弱小民族，作为国民党内高级决策者的蒋介石更是饱含同情，常会施予援手。蒋向视实现东亚解放为己任。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与日本。其后，韩日合邦，朝鲜深受日本的殖民统治之压迫。如此奇耻大辱，在蒋的心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记。1934年3月24日，蒋在日记中提出：“收复台湾、朝鲜，恢复汉唐固有领土，方不愧为黄帝之裔也。”^[8]

解放东北三省、实现朝鲜解放、收回台湾等同时出现于蒋的日记里，可见蒋是将上述事项在其心目中视为一体的。在蒋的心目中，朝鲜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发，或能解释蒋长期以来的收复朝鲜的心愿。蒋在1940年9月3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昨夜偶观二十一年九月十三与十八日日记，预定民间卅一年中秋节以前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一则，以天意与最近时局之发展，及上帝护佑中华，不负苦心人之意与力测之，自有可能。只要吾人深信不惑，向天道真理勇进，未有不成之事也。”^[9]

1944年1月8日，蒋补记下去年开罗会议后之感想与反省，认为“开罗公报东三省与台湾归还中国，加之战后朝鲜独立之声明以后，我国次殖民地之地位，与百年来所受之国耻与污辱，已一笔勾销，扫除尽净，然而欲求得真正平等与独立自由之地位，非在此后二十年内加倍努力与奋斗，则尚难取得也”。^[10]“雪耻”二字经常出现在蒋的日记中。蒋援助韩国独立，为中国一洗次殖民地之耻辱，笔墨之间可窥见其扬眉吐气之心境。(www.daowen.com)

作为一名革命者，蒋介石坚信“东亚大革命之目的，在解放我韩国、台湾之同胞，使东亚同胞皆得自由，而不受压迫，方能建设东亚之新秩序”。^[11]“中国抗战不仅为中华民族生存计，与朝鲜台湾之同胞独立自由之计，而且拯救日本被其军阀所压迫之朝野上下，以完成我东亚革命军之重责大任也。”^[12]因此，蒋对韩国、越南独立运动的扶植，都可放在这一思路上去理解。

日本有征服亚洲甚至世界的野心，在彼等看来，已视中华为朝鲜矣。“敌倭自攻陷武汉后，佯言业已征服中国，鼓吹东亚协同一体之说，所谓日、满、支三国互相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互助连环之关系，确立共同防共等名词，已等于中国为朝鲜，宣言中应着重于此，以促醒国人也。”^[13]“全会宣言，以暗对近卫十一月三日与十二月一日之言论为基点，指破其完全以朝鲜视华矣。”^[14]因此，帮助朝鲜实现独立，就是在帮助自己实现独立。“中国得到独立解放以后，第一要务为协助印度之解放与独立，而朝鲜自与中国共同解放与独立耳，否则不足谈中国之国民革命矣。”^[15]

当然，国民党人对韩国独立运动如此支持，其目的之一亦是联合抗日力量，争取抗战早日胜利。中日实力悬殊的情形下，如何才能战胜日寇？这成为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为赢得抗战胜利，国民政府除积极争取英美支持，也必须倚靠弱小国家团结协助。1942年6月27日，朱家骅致孔祥熙，表示中国之所以扶植韩国独立者，“正为歼灭敌寇之一助，不仅异日固我边圉也”^[16]。这一点，蒋当然心知肚明。蒋在1942年11月16日的日记“预定”的第七、八项分别是“朝鲜海岸将来防务之责任”和“中、美应与朝鲜及亚洲各弱小国家联盟”。^[17]抗日战争艰苦卓绝，必须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中国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实现国家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