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就试图通过联系中国宣传、教育部门，希望中国提供有关战争情况的书籍。1940年，中国文化服务社^[28]应国民党宣传部的要求，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等“搜集抗战以来，总裁言论及有关抗战刊物”83种。^[29]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图书资料信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与国情。1942年春，美国国会图书馆曾在取得中国同意后，将转运至其处保管的原北平图书馆善本图书3000册影印。^[30]1943年，卸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更是直接参与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相关事务中，将原北平图书馆的善本2000册制作成“软片图书”。^[31]事实上，美国通过搜集、翻制中国图书资料来获取相关情报信息是其一项国家战略任务。因为，“了解中国与中国人，中国出版物对于美国是可资利用的”。^[32]中美文化关系项目的设立也包含这一目的。费正清作为中美文化关系项目实施的一个重要人物，其最初的身份是美国情报协调局的工作人员。1943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就一份与中南银行的函件中表示：“（本处）专事搜集贵国出版之各种刊物以供研究。”^[33]可见，美国对于获取战时中国的情报信息是十分迫切的。“中国人了解美国比我们了解他们要多。他们知道许多有关美国的信息，而且大多通过我们的书籍所了解……我们只是将中国书籍翻译过来而已。迄今为止，我们拥有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这些书籍不过是西方人所撰的二手版本。”^[34]有鉴于此，美国希望加大对中国出版物的搜集力度，以进一步了解中国，进而更好地为美国的外交策略提供咨询服务。

1943年9月，袁同礼对美方表示，中华图书馆学会乐意在其中扮演角色，以实现对出版物的严格筛选。很快，一个有关此项工作的咨询委员会和筛选委员会建立起来。袁同礼的提议也得到了美国的回应。美国图书馆协会远东与西太平洋协会主席布朗（Charles H.Brown）做出了如下决定：一、合作采购中国图书资料的委员会由参与该项目的图书馆负责人组成，这个委员会的建立目的在于项目监督；二、参与图书馆的数量限定在15个以内，每个参与的图书馆必须交纳1000美元；三、所选的中国出版物包括反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汉学，关于战时中国的经济和统计资料，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些原始素材，以及科技出版物；四、目前不可能将购买的图书资料全部通过船运至美国，但偶尔的小部分运输是可行的，其余大部分都尽可能地在军事行动期间安全储存，并在战后直接运送到每个图书馆。最后，有13家美国图书馆进入这个项目中来，并授权袁同礼在中国为其购买出版物。到1945年底，有3250卷被运送至美国并分发给了这13家图书馆。^[35](www.daowen.com)

为了更好地获取中国的各种图书资料和情报信息，美国还试图在中国援助建立图书馆。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制定的关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草案明确指出：“公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在给予美国人对于中国及中国人的认识上能够发生很大的影响。”^[36]基于这一认识，布朗于1945年建议美国国务院尽可能快地在中国建立一座美国式的图书馆。其目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一、作为一个展示美国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中心来服务；二、作为为中国学者、其他领导人和在华美国人的文化中心来服务；三、提供来自于美国的书籍、期刊、小册子、文件、电影以及其他有关图书信息和文化方面的资料；四、通过信函、复印和馆际互借来拓展在中国的服务；五、作为一个美国的书目中心；六、便于美国图书馆和学者获取中国的图书情报信息。^[37]这一建议很快得到认可，并付诸实施。战后，美国国务院主导在中国建立了10个图书情报服务机构，分别位于上海、南京、汉口、青岛、北京、天津、沈阳、长春、广州、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