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封锁进一步加强。大量内迁的知识分子“经济上感受压迫，同时海外出版物来源形同断绝，智识上也感饥饿，美国国务院为减轻他们第二种困难起见，于战争初期就开始将各种学术杂志拍成影片，寄往中国。曾先后设立教育中心二十余处，利用放映机，放映上述图书影片。图书影片的成绩殊足惊人，一百尺底片装就运出时重量不过一磅，但所包容的书籍重达十二磅，而且底片一经制成即可大量复制，书籍一本在同一时间仅供一人阅读，但一卷图书影片就可以同时供给许多人阅览”。^[15]由于战争的持续，中国东中部地区沦陷，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日宣战，书籍运输基本停滞，用缩微胶卷制成的图书影片便成为美国向中国提供图书援助的绝好方式。

对于美国而言，早在1936年为抵制纳粹思潮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便提出了促进美洲文化关系公约，以形成文化上的认同感。^[16]1938年，为了鼓励和加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关系，美国国务院设立了文化关系司，具体负责对外文化交流事务。1941年以前，美国已经在拉丁美洲实施了文化关系项目。按照计划，美国下一步即在西方以外的国家拓展文化关系项目。^[17]随着中日战争的持续推进，美国发现仅仅从军事物资、技术上援助中国，还不能完全达到鼓舞中国士气的目的，也不能消除法西斯文化在中国扩张的局面。美国决定在扩大军事援华的同时，将在拉丁美洲实施的文化关系项目复制到中国来。1941年7月，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决定开始设立中国项目，并任命前驻日本东京大使馆资深外交官、曾担任美国驻中国大连领事的斯特尔特·格拉蒙（Sturt E.Grummon）负责领导组织该项目。1942年1月，美国批准了格拉蒙草拟的包括科学、技术、教育、工业、图书、电影、广播以及其他方面的经验交流的方案。在中美文化关系项目^[18]的实施下，费正清为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在中国的代理人，其妻子威尔玛则在华盛顿的国务院文化关系司中国处，负责挑选有缩微胶卷的书籍和科技著作。就这样，美国图书资料捐助与输送的两端，就由费正清夫妇二人连接起来。为更好地在重庆开展工作，费正清主导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成立了学术资料服务处，主要负责向中国分配来自美国的图书资料，并搜集中国出版的图书资料。由于学术资料服务处的存在，美国援华图书资料抵达重庆后，很快便得到处理；费正清等人会及时通知各相关单位来取阅图书资料，而且所收到之图书“对于学术参考不无裨益”，“各书均可自由选择阅览”。^[19]

在战时重庆，国民政府“为接收此项资料，并推广其用途起见”，于1942年10月底组织了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共有11人，其中顾毓琇为主席，任鸿隽为副主席，袁同礼为执行秘书。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负责与美国大使馆学术资料服务处沟通，接收美援助图书资料事宜。^[20]1943年1月，《教育部公报》刊发的《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章程》归列了其日常任务主要包括：“关于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之调查收集及计划事项；关于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之运送收藏保管事项；关于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之交换分配事项；关于盟国捐赠影音书籍杂志影片之处理事项；关于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之陈列展览事项；关于国际学术文化联谊集会之举行事项。”^[21]之后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国际文化服务社（International Cultural Service of China），仍隶属于教育部。袁同礼实际上是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的具体事务的推动者，他以其超凡的组织能力（formidable organizational powers）将从美国接受的一批缩微胶片收集起来，并在重庆建立一个成体系的中央胶卷陈列馆。以此为基础，袁同礼还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的大学校园设立缩微胶卷阅览室，以供大学教授和学生阅读。^[22]在位于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缩微胶卷阅览室，共购置了两台放映设备，第一个月便有150人使用。这里的使用规则是，每人可以使用一台设备阅读两小时。^[23]1944年12月，袁同礼还被国民政府行政院派往美国考察文化事业，以促进中美文化关系，此次考察约10个月。^[24]在美期间，袁同礼参加太平洋学会，在各大学讲演，参观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并作为中国代表团咨议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25](www.daowen.com)

中美文化关系项目实施后，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不断向驻华使馆寄送缩微胶卷，这些缩微胶卷主要是由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推荐的60多种期刊，内容涉及物理学、化学、普通科学、民用工程、机械工程、采矿和冶金学、地理学、航空学、科学仪器、建筑学、营养学、生物学、植物病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以及远东研究等类似方面。在华盛顿，美国将定期增加的用于制作缩微胶卷的期刊原始清单予以确定，这成为其例行的事务。到1943年底，总共有1071000页的缩微胶卷由美国运送至重庆。^[26]此后，随着中美文化关系项目的推进，美国图书资料援华继续开展，一些美国军政要人也利用机会捎带图书资料。1944年3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到访中国时便应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请求随机携带了640磅的图书、电影、艺术复制品和实验设备；同年8月纳尔逊（Donald Nelson）、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到重庆时，也带有美国国务院文化司的300多磅图书和药品。到1947年12月，美国图书馆协会已挑选了10000种图书发往中国。^[27]总之，在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之下，一批批图书资料以缩微胶卷的形式从美国被运送至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