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华北事变后，北平图书馆便将图书资料南迁工作付诸实施，一批善本图书被运送至上海租界。而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上海租界已不安全。北平图书馆负责人袁同礼开始筹划将善本图书运送至美国保存。袁同礼早年在美国、英国读书，后任职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北平图书馆馆长，是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奠基人。所以，袁同礼在紧急时刻，认为只有运送至美国才能让这批善本图书远离战争。1940年12月20日，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任鸿隽致信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守和（袁同礼字守和）近来想把平馆的善本书搬到美国去存放，此事想你早已接头了。”^[2]由此可见，将北平图书馆存放于上海的图书善本运送至美国保存在1940年底就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了。

不过，受战时形势的影响，双方在促成有关善本图书运送问题上并不顺利。1941年2月4日，在美国负责协调接收善本图书的王重民给胡适写信谈到了善本图书的运送情况，他说：“如非用偷运办法不可，其困难仍在海关。”^[3]两天后，王重民仍觉得采取偷运是“最危险亦最容易”的方式，他认为将善本图书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购书籍混装比较可行，“所怕者为预先走漏风声，敌方特派内行人来检验耳”。^[4]之所以想采取偷运，主要是由于王重民认为美国领事不愿冒风险，承担善本图书运往美国的责任。当时，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梅乐和考虑到此前存沪白银运输已出现问题，故不肯再应允协助善本图书运送之事。^[5]事实上，英国在1939年与日本就江海关的控制权展开了多次谈判，其结果是英国做了大量妥协，江海关的控制权逐渐落入日本手中。^[6]所以，通过官方途径联系海关协助的办法已落空。

由于事情紧急，袁同礼与王重民等人亲自赶赴上海，将所存善本图书精选了一批，计2720种，约3万余册，装成102箱。随后，袁同礼等人联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请其试寄了2箱，但此后领事馆又以需海关发凭证为由不愿继续。^[7]1941年5月，王重民返美后把所遇情况报告给了胡适，称袁同礼与海关税务司的旧交丁贵堂取得联系，准备通过国民政府给总税务司发训令的方式促成海关放行，但是当时上海海关已处于日本管控之下，丁贵堂请示梅乐和后，又被阻止。^[8]胡适在王重民报告之前，可能已经收到了袁同礼的来信，对相关情况已经有所了解。1941年5月20日，袁同礼在香港给胡适去了一封信函：“梅乐和君不肯发给出口放行证，确是好意，当即电部请示，奉陈部长来渝嘱仍继续接洽，并亲致梅氏一函，嘱予转寄。政府既具决心，则吾人今后必须改变方式方能启运。日前詹森大使来港，曾与之谈及此事。渠主张由平馆与国会图书馆一契约，声明借用年限（五年左右），再由国务院授权总领事，嘱其报关时作为美国财产，由其负责启运。今箱数已减少，则罗君进行此事似不甚难。如公对此办法予以同意，即希就近与该馆接洽，并请代表本馆签署此项契约。一切统希钧酌为感。”^[9]显然，袁同礼此时将善本图书运送出境的希望寄托在了美国领事身上。1941年7月10日，袁同礼又致函陈立夫说：“如（美国）国务院能训令美领代运，则较为便捷。”^[10]不过，此时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仍担心海关查验。1941年9月12日，袁同礼给胡适写信说：“上月在沪，曾与海关当局再度商洽，据云每次如运三四箱，可保无虞，超过此数则不敢担保。嗣美领介绍，往晤美商转运公司之经理Gregory君，渠主张将箱件即日移运美海军仓库，一俟军舰到沪，渠即负责代运。”^[11]然而，军舰运输在当时实际上已很难办到，一是美日关系已渐趋紧张，二是军舰进入黄浦江又极为显眼。在紧急时刻，时任北平图书馆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主任的钱存训通过友人联系上海关外勤，请其值班时，帮忙应付。此后，剩余的100箱善本图书，分成10批“用‘中国书报社’的名义开具发票报关，作为代美国图书馆购买的新书”^[12]，最终得以涉险过关。(www.daowen.com)

不难看出，存沪善本图书能够几经周折后运送至远离战火的美国得以保存，是中美文化友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尤其是一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工作者，“在敌伪严密监视下，不辞辛劳，不畏险阻，卒能多方设法完成任务，其忠勇为国之精神，殊属难能可贵”。^[13]1941年10月30日，袁同礼再次致信胡适，说：“平馆善本书籍一百箱已分数批运美……故内中二十五箱寄国会图书馆，七十五箱寄加省大学。……幸均安然出口，如释重负。”^[14]由此可见，其中艰辛与苦难实为图书馆人为文化续存做出的巨大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