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以邦达昌家族^[65]等为代表的广大康藏同胞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之中。康藏同胞发挥其擅长经商的优势，通过“以商抗日”的方式，积极支援抗战大后方，此举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传统的茶马古道-康藏印国际驿道交通线的开辟

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本重兵切断，虽后开辟了中印“驼峰”空运线，但运力极其有限，此时传统的茶马古道却成为重要的抗战物资运输线。

西康省政府委任的住在巴塘的川康边防军总指挥部骑兵大队队长藏族上层人士邦达多吉和其兄邦达·阳佩（邦达·养壁）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运输国际交通线。^[66]这条曾经与盟军开辟的“驼峰”运输线并驾齐驱的国际驿道交通线就是由四川西部经云南西北部，又经西藏入印度抵噶伦堡的传统马帮运输路线。这条交通线需经青藏高原，还要翻越数座高山，气候严寒，路途异常艰险。^[67]其行程达数千里之遥，康定、巴塘、乡城的各族民众为坚持这条支援抗战的马帮运输路线奉献了大量的人力、畜力和物力。

这条交通线行程达数千里之遥，运输任务紧迫繁重，途中需数次更换马匹，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常有驮马三万余头往返，邦达昌家族长期坚守在这条国际运输线上，且在抗战时期从未中断。当时这条马帮运输线转运了由印度海港进口的中国需要的战略物资和川滇黔人民的一些生活用品，同时也运输了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所急需的诸如锡、猪鬃、桐油等物资。他们所运输的军需物资极大地帮助了盟军和远征军的抗战，为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68]邦达家族利用自己在印度加尔各答和噶伦堡的商业机构，以西藏拉萨为转运中心，先后在玉树、昌都、芒康、甘孜、巴塘、义敦（今巴塘县一部分地区）、理塘、康定、雅安、成都、重庆、昆明、丽江、中甸等地设立固定和流动商号及转运站。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如棉纱、染料、药品、皮革、布匹、香烟、盘纸以及麝香、虫草、克什米尔红花和贝母等。由印度噶伦堡直发康定和丽江后转至成都、昆明等地。邦达家族自备骡马2000余匹，行程数千里之遥，主要有四条商道路线。其中要翻越雀儿山、二郎山等大山，路上常遇盗匪侵扰，驮运费相当高。但邦达氏的骡马运输队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解决频繁的匪盗侵扰，在驮运人力物力成本很高的情况下，突破种种艰难险阻，活跃于川、滇、藏贸易，“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前后为支援抗战运送了价值达1.5亿美元物资”^[69]，对急救和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70]据《边疆通讯》文献记载，这条驿运线上经常有驮马3万多头往返，每月由印度运出物资约4000驮，合240吨。照此计算，每年可运物资3000吨（单程）。^[71]这条由藏区僧俗民众在克服了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后，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开辟的康藏印驿运线在抗战最艰难之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弥补了空运的不足，促进了西南大后方与印度通商，保障了战时物资的供给，对支援抗日做出了贡献。并且使得中国凭借这条运输线，以自己拥有的战略物资帮助了美英等同盟国，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72]

2.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www.daowen.com)

1942年初，由多名康籍知名爱国人士在康定筹资成立了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主要由格桑泽仁兄弟和甘孜甲本昌、邓珠朗杰两兄弟以及邦达·多吉、刘文辉（西康省政府主席）、桑多昌等人构成，在抗战时期的康藏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该公司凭借与国民党高层的密切关系，积极从事康藏贸易。公司在拉萨与加尔各答设有分公司，印度、西藏和西康沿线均设有运输站和办事处，主要经营川茶、康藏皮毛、药材、山货等土产、生活用品，同时代理各厂商的原料采办和运输等其他委托业务，其在抗战期间从印度购买战时所需的洋货和机器销往国内，以支援抗战。

与此同时，公司还先后与国民党中央各经济部门合作，积极推行一系列有利于抗战大后方经济建设的事业。如开采后藏硼砂资源，为大后方提供医药、玻璃等化工产品的必备原料，有力地支援抗战大后方工业的发展；与交通部合组康藏驮运公司，以承运国家物资为主，供应大后方，此项任务后因人为和自然原因，交由邦达昌商号代为经营^[73]；与中央银行订立汇通合约，促进康藏汇兑业务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康藏商业贸易的繁荣，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后方。

3.在各领域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战

抗战时期，在以邦达昌兄弟为前线运送物资的爱国抗日精神鼓舞下，许多康藏商人积极支援西南大后方，他们纷纷前往拉萨或噶伦堡办货，分别运到康定与丽江等地，返程时又购买茶叶和其他商品运回拉萨，在康定掀起了大办贸易积极支援持久抗战的热潮。邦达昌家族不仅参与国内外物资贸易的发展，而且于1943年又派人参加重庆金融市场建设，每日了解外币尤其是黄金、美金和公债的行情变化，伺机买进外汇以汇往印度，购买国内战时急需用品。在1942年至1946年的5年中，仅由重庆汇往印度邦达昌总号的就有1000万卢比，在内地购得黄金约10000两，运回西藏茶叶达2000余驮之多。^[74]足见以邦达昌为代表的康藏商人对抗战后方贡献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