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战军兴，“献金抗战，捐物救国”运动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起来。中国共产党党员兰肇恒、力伯良、李名物三人组成了中共康定特别支部在康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西康省各族人民献身抗日救亡运动。^[21]在中共的领导下，西康省民族上层秉持“国家危亡人人有责”之义，踊跃捐款、捐物，为这场民族自卫战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如一位佛教大师所说：“我后方的群众，尤应以外财施及法施慰劳之，慰劳抗战军人及家属，确为全国任何一界，任何个人所无不热心。凡我贫苦的寺庵僧尼，亦应各人从少吃一碗饭，少嚼一茎菜之节储，不论两角三角、一元二元的，每个人多少要有些供献，勿失却中国佛教徒竞修布施功德的最良机会，并表示我们僧徒较一般人加倍的爱国热诚！”^[22]

班禅行辕在九世班禅大师模范捐输行为的带动下，纷纷向前线捐款捐物。1937年10月，班禅行辕秘书长格桑群觉致电首都各界抗敌后援会，“暴日犯华，五族同愤，驹远在青边服务，未能抵戈卫国，穷药虽不敷赡养，但国破家亡，何暇计此”，愿“将中行精存之国币1000元，以500元购买救国公债，500元捐助政府购买杀敌枪弹，救济前方将士”^[23]，表达了他倾义输将的爱国行为。1939年5月，班禅行辕和西藏僧侣组织了以丁杰佛为团长、拉敏益西楚臣为副团长的14人“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由西康甘孜启程，风餐露宿，赶往前线^[24]，“献呈医药费九千元^[25]，慰劳费若干元”，“聊表藏胞关念微忱，兹由本团全体同仁合摄献旗影片，连同锦旗暨医药慰劳费呈则由军事委员会分别转送，聊当本团同仁躬亲呈献，敬乞查纳”^[26]，表达了藏族同胞爱国一家的抗日决心。

在这场捐助运动中，藏传佛教高僧表现尤为突出，五世嘉木样活佛是其中之一。1937年冬，五世嘉木样活佛电令其弟阿旺嘉措（汉名黄正基）率领拉卜楞寺所属108寺民众代表组成慰劳前方将士代表团，制作了八面锦旗，携带大批慰劳品，先到重庆，向蒋介石致敬，然后分赴各个战区，进行慰劳。直到次年秋季才返回拉卜楞。^[27]1940年初，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五世嘉木样大师派代表团赴重庆致敬，并献羊皮万张，大洋30多万元，可购买战斗机30架，创边民向国家献礼最高纪录。^[28]他认为：“以佛教救世降魔之精神，辅翊国家，做到我中华民族皆能安乐康宁，降伏危害人类和平之侵略者。”^[29]足见嘉木样活佛的爱国抗战热情。因支援抗战成绩显著，国民政府特明令嘉奖，委任嘉木样大师为“蒙藏委员会委员”，给拉卜楞寺颁送了题字为“输财卫国”的匾额一方。^[30]

西康省一些知名人士为这场捐献活动四处奔走，极为活跃。1938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参谋本部专门委员的“巴安三杰”之一的格桑泽仁派刘曼卿和贡噶活佛等人到西康募捐，用于购置慰劳品和锦旗，组织以他为团长、刘曼卿为副团长的“西康民众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以及“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去汉口等地慰劳前线抗日将士。他们将在藏区各土司王公募捐来的金银首饰（银质饰物四十斤零十两五钱，金质饰物六件，纱洋八十五元四角，大洋拾玖元，小洋拾壹元）一并献给国家以应抗战之需。同时，带去德格土司泽仁登登捐助的狐皮、豹皮、藏康茶壶、摇铃、马鞍等九种礼物，敬献国民政府。^[31]并代表四川藏民表示要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誓做抗战前线将士的坚强后盾，继续“倾康藏人力、物力分期分批贡献国家”。^[32]1939年格桑泽仁等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副主席敬献锦旗和哈达，向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表示衷心感谢和慰问。不久他们再次捐赠前方将士上等卫藏氆氇120匹，表达了藏族同胞对中共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由衷敬意。^[33]《蒙藏月报》陆续刊发了3篇文章，对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赴前线献旗的行动给予特别关注，并予以高度赞赏：“希望各代表，于前线劳军献旗归来，速将所得真实印象，转向边疆民众努力宣传，策励忠爱祖国之蒙藏回族同胞，自动组织起来，加入前线杀敌卫国，或在后方努力生产，捐输财物，实力支撑抗战，以争取我国家民族最神圣最光荣之胜利。”^[34]1942年格桑泽仁又发动群众和学生，在家乡龙王潭修建了“抗战建国纪念塔”，激励前方抗日将士奋勇杀敌。

西康省土司在抗战期间也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德格土司泽仁登登捐出二百元，敬呈国民政府慰劳前方将士。在文化落后、荒僻的边疆地区，能这样激发爱国热情，输出抗战，其数虽微，而足以发扬中华民族抗战之精神，实属难能可贵。^[35]1944年3月，木里土司项巴松典派代表赴云南慰问抗日将士，向国民党第11集团军宋希濂部献锦旗一面。同年8月，项巴松典率木里僧俗官员多人赴云南大理拜会宋希濂，献大洋40万元，支持云南抗战。^[36](www.daowen.com)

西康省民族上层的带头捐助活动，充分表现了他们热爱祖国的爱国热情。在他们的倡导和影响下，各族民众决心“把人力物力集中，贡献于抗战”^[37]。1939年11月，康定征募寒衣分会发起征募寒衣运动。藏族同胞们尽管并不富有，但仍节衣缩食，自动将各种土特产、皮毛、药材等送到征募寒衣分会。先期征得的各种物品折合成款，竟达2万元。^[38]康定夏安良区（木雅区）区长胡绍基接到省、县上级通知，积极动员藏民支援战马，以组建一批骑兵部队。在他的努力动员下，木雅各藏族人士与民众十分踊跃地将家中最好的马匹牵出低价出售，支援抗日前线。在藏区几个县就收购了几百匹马，分批赶往内地。^[39]1941年，西康省政府决定将以钱代粮的田赋改征粮食实物，每年都把近两千市石（每市石为二百八十市斤）的上等粮食供给军需。^[40]

康定地区各界以义演、致慰问信和捐献钱财购买飞机、武器、弹药等方式支援前线，并在城南公主桥山头建立“抗日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碑”。1944年秋，康定民族上层人士热情接待了美志愿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柯克。^[41]

需要指出的是，藏族民众的捐款赠物，有妇女变卖嫁妆，有牧民拍卖传世宝物、卖牛卖羊，用辛勤劳动和血汗换来的，他们在如此艰苦条件下，以拯救中华为己任，积极节衣缩食无私捐助支援抗战，为前线军民坚持长期抗战提供了一定经济基础。^[42]

为了抗战的胜利，西康省各族民众无私地奉献，从物质上有力地支持抗日前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