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侵华，全国同愤。残酷的国难现实使西康省民族上层懂得了“倘若隐忍，国亡立至”，从而认识到“欲哭无泪，哭亦非计，此时不战，又将何待”。^[4]激于国家民族大义，他们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呼吁政府出兵抗战。

1931年抗战爆发前夕，无论是身在南京的康藏人士还是居于西康省的民族上层，在各种场合都鲜明地表达了对日本侵华的强烈愤慨。“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南京的康藏人士为了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发表六项抗日决议，通电全国各族同胞一致抗日。甘孜藏族旅京人士格桑泽仁（“巴安三杰”之一）、格桑群觉（汉名刘家驹，“巴安三杰”之一）、松朋活佛等积极参与救国会的工作，并在电文中慷慨陈词，呼吁救国。格桑泽仁在电文中慷慨陈词：“敬希政府正式宣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表示西康10余万同胞愿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5]“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成立，是康藏同胞抗日救亡运动之先导，它对动员、组织及领导在京康藏人士进行抗日救亡起到了积极作用。^[6]格桑群觉于1932年后出任班禅行辕秘书长，随九世班禅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沿途向僧俗群众讲经传道，弘扬佛法，宣传抗日救国。在巡视期间，适逢日寇占领东北、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因此，格桑群觉为班禅草拟翻译了许多有关抗日救国的谈话、宣言、声明等。在他参与起草并翻译的一则通电里，严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7]“今暴日侵略我中国，无理已极，我西康全体僧民，现已联合组织抗日义勇军。”^[8]这些宣言，表明了西康民族上层已经有了较明确的现代国家观念，“我热榆”“我中国”等词句，也充分地显示了西康民族上层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态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康民族上层奔赴抗战前后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表达了西康各族民众关心抗日前线战局、一致抗日的决心。1938年西康著名藏族人士刘曼卿组织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专行赴藏进行团结抗战、共赴国难的各种抗战宣传。此次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藏族内部上层的团结，增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抗战必胜的信心，使得更多藏族民众加入全民抗战的洪流中。^[9]1938年4月，以贡觉仲尼、格桑群觉等蒙藏回族代表组成的“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奔赴重庆，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民族分化政策，代表团强调“我蒙藏回诸族，皆中华民国国民与全国同胞责任平等，休戚与共”，“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相依为命，为一不可分离之整体。日寇之种种挑拨离间政策及反三民主义宣传，皆为徒劳无益”。^[10]“中华民族本来是整个的，其中固也分出若干旁支别系，那就好比手足枝叶一般，都是构成整体的一分子，和则两利，离则俱伤。”^[11]代表团的言论，既增进了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同时也间接地说明了日本分化离间我民族之阴谋破产。诚如当时媒体所评论的：日寇发动侵略战争，除了飞机大炮外，最恶毒的做法，还是企图挑拨我国各民族的关系。民国建立后十几年的内战，均系日寇居间播弄。今天，这种阴谋更加紧了。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卢沟桥的炮声反而更密切了中华民族的精诚团结——蒙、藏、回族的联合！^[12]代表团对政府按兵不动、放弃武力回应的不抵抗政策以及在日军未撤兵的情况下进行谈和的策略予以回应，指出其政策或可削弱民族抗争的意志。^[13]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西康省爱国的宗教界人士把爱国与爱教结合起来，愤怒声讨和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并利用宗教影响，号召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理塘籍的甘肃拉卜楞寺著名活佛、第五世嘉木样活佛^[14]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宣传团结抗战的思想，不顾辛劳，翻山越岭前往西藏，号召四省边区藏族同胞团结起来，忠诚拥护中央。“前后藏僧民，经此次宣传，莫不切齿痛恨暴日凌我之奇辱大耻。”随后，他又到甘、川、康、青边疆草地，继续向藏民宣扬，并领导诵经祈祷抗战胜利。^[15]当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敌的消息传入藏区后，嘉木样五世对汪逆集团的卖国求荣行为更是恨之入骨，率领拉卜楞108寺藏族民众代表，通电声讨汪伪组织助桀为虐，认贼作父行为，决心“誓死抗御敌寇，清除汉奸”。^[16]甘孜县白利寺格达活佛不仅救治和保护受伤留下的红军战士，而且带领僧众为奔赴抗日前线的红军战士念经祝福，祈求保佑他们平安。后又从青海西宁买回“八路军陕西奋战图”，挂在墙上，每日为抗日的八路军将士祈祷，并且见人就亮出来，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大好形势。^[17](www.daowen.com)

随着抗战宣传的深入展开，藏传佛教界的爱国僧人发起了修法护国运动。1938年，在全康僧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通过修法护国的议案。1939年，康定、炉霍、道孚、甘孜、理化、雅江等县五十七寺僧伽致电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9日举行月会时，虔诚至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族祈求胜利。”^[18]在他们的倡导下，整个西康省遍及修法护国运动，“以至于全康全藏数千大小寺院，数十万喇嘛，均一致为战事诵经，并修种种秘法，祝我军胜利，其盛况实为空前所未有”。为护佑抗战胜利，1942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发起组织佛教界联合“护国息灾和平法会”。法会共有显教与密教两坛，分别邀请虚云大师和来自康定的贡噶呼图克图主持。法会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法会的举办起到了团结汉藏佛教界爱国人士，增强抗战必胜信念的效果。^[19]甘孜、巴塘一带的藏族同胞以独特的方式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僧众同胞通过当地名为“多江丕”的佛事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增加了诅咒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内容，并派出喇嘛到陪都重庆为抗日阵亡将士超度亡灵。^[20]

西康省民族上层强烈谴责和抗议日本暴行，倡言抗战之言论，表达了他们强烈的爱国情感，鼓舞了藏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促使他们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推动抗战进一步向前发展。尤其是他们愤怒声讨汪精卫等卖国贼罪行，充分表现了他们嫉恶如仇、泾渭分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坚定同胞抗战信心，对于全民抗战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