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为战时的唯一合法政府，新闻界和从事报业者一般都以之为正统地位，不仅是国民党党报，而且民营报刊也服膺其领导（共产党新闻力量事实上除外）。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老报人程沧波在改组该报的社论中一针见血地提出：“依吾人所见，党之利益，与人民之利益，若合符节。换言之，人民之利益即党之利益，为人民利益而言，即为党之利益而言。故本报为党之喉舌，即为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87]他作为主管国民党中央喉舌的掌门人，并不避讳《中央日报》从属于国民党政权和代表国民政府利益的性质，该报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营造者、维护者、宣传者始终坚持在“党国”的领导与指引下开展工作，且再次强调“国之利器，不可假人”的观念，意即新闻事业与新闻媒体必须牢牢把握在国民党手里，须臾不可放弃或松懈（亦包含与共产党争夺新闻战线领导权的意图）。实际上，抗战军兴以来，国民党一直试图强化新闻宣传势力、巩固提高对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实力，以便更好地领导全国的新闻事业（打败或征服根据地、解放区的共产党新闻宣传力量）。例如：1938年11月，国民参议会一届二次大会通过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确立战时新闻政策，促进新闻事业发展案”。方案称：“抗战建国纲领之实施，与战时新闻宣传之加强，关系至为重大，亟应以抗战建国纲领为张本，而确立新闻报导之原则，以为全国报纸发表新闻之准绳”，由此决定“改善新闻检查制度，使之不仅实施消极的检查工作，更应推行积极的指导任务，扩充全国通讯广播事业，扶助全国新闻事业，奖励创办地方报纸，进行失业记者登记，开办及援助各地造纸厂，调剂纸张来源，加强国际宣传力量，政府对于新闻记者，应予特别优待，通令政务机关、军事当局对新闻记者工作，尽量予以协助，并准享受交通上最大之便利”。^[88]但是，值得注意和反思的是，尽管抗战时期的报刊从抗战建国的高度出发，主动“服从国府，接受统制”^[89]，但其对于“服膺领袖”“党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过分强调与渲染，反倒削弱了其战斗精神和丧失了报纸等大众媒体的独立地位而沦为附庸或工具。(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