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成败兴衰与新闻事业的繁荣衰败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我国五十年来（指同盟会成立后）国民革命之事业，其由萌芽而发展成熟，皆与新闻界有极深之关系，其消长进退之机，亦视新闻界之认识与努力以为断。”^[39]回顾国民党党史（包括同盟会等各个阶段）、革命史和奋斗史，国民党从失败到胜利、从弱小到强大、从偏安一隅到夺取全国政权（譬如北伐的胜利）的脉络清晰可见，其失败与教训、崛起与强盛，都与新闻事业密切联系、息息相关^[40]。因为，报纸不仅可以“广见闻、通上下、俾利弊，灼然无或壅蔽”而“实有裨于国计民生也”^[41]。并且，还能以“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示风俗之厚薄。凡山川之物形，物产之简番，地土之腴瘠，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而“见重于朝廷”^[42]，吁衡历史，国民党推翻清王朝（例如：三月廿九一役，虽不幸失败，民立、神州二报反借此宣传民族主义，鼓荡革命精神，竞载殉义烈士之嘉言轶闻，如数家珍。遂令全国之革命思潮，有黄河一泻千里之势。武昌首义，不数月各省络绎响应，清祚以亡。则两报文字之功，为不可没矣^[43]）、消灭军阀割据（例如：革命报之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盖革命有秘密之举动，而革命之主义，则无当秘密者。非惟不当秘密而已，直当普遍之于社会，以斟灌其心理而造成舆论……或谓革命者，非徒以触发社会之感情而已，必且导其知识，养其能力，三者具，而后革命可言^[44]）、建立三民主义国家（例如：我们从前手无寸铁，何以会革命成功呢？就由于宣传力。革命以后，大家有了军队，有了政权，以为事在实行，不必注意宣传。岂知革命成功，就只有宣传一道，可惜大家都忘记了，现在我们要反省才好^[45]）等等，均离不开新闻宣传及其相关人员的鼎力扶持与大力推动。事实上，新闻事业及舆论引导在整个国民党崛起与壮大过程中的贡献颇大、出力较多。还有，在专制主义原则下国民党的新闻事业逐步形成了以《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为主干，从中央到地方的党营新闻事业网。^[46]诚如国民党缔造者的孙中山所言：“宣传的力量比军队还要大，宣传就是要‘劝人’，用‘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而要改造国家，就要从根本上改造人民的心理做起。”^[47]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是对意识形态控制相当严厉的政党。综观其大陆统治期间，它对于新闻宣传和舆论监控是不遗余力的。其实，革命成功固然需要武装力量和革命同志的流血牺牲、浴血奋战，但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考察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历史，革命确实须臾不能离开宣传和鼓动工作，以便发动、鼓舞和组织民众，灌输理论与信念于人心士气。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中国存亡在此一举的生死关头，民族意识和战时体制的凝聚使得联合抗日、争取外援成为当务之急，而总其一切必须通过报刊等大众传媒才能得到实现。实际上，在蒋介石看来“笔杆子”的作用丝毫实不亚于“枪杆子”，例如他经常透过陈布雷转达国民党《中央日报》给该委员会将自己的指示与主张发布和传播出去。虽然蒋介石靠的是“枪杆子”发迹和起家，但是他也注重网罗搜集名人雅士、学者等“笔杆子”为其宣传鼓吹和党务活动服务，或者充当智囊和“文胆”（譬如陈布雷、胡适、张季鸾等）。而在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甲组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就新闻工作做《今日新闻界之责任》讲演之前（3月2日）的毕业典礼聚餐会上，他虽然不能亲临现场却委派和授意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传达他对毕业生的意见和建议，戴季陶转述说：“革命之工具，第一为枪杆，第二为笔杆，吾人要使笔杆当枪杆使。”^[48]蒋介石对“笔杆子”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其作为政治家对新闻事业的眼界与判断实质上丝毫不亚于专业报人。

2.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稳固统治和正统地位与新闻事业密不可分、须臾不离。蒋介石观察到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是“凡新闻界之努力与建国方针相适合者，则革命之进展必迅速；反是，则必迟滞而多阻”。^[49]从正反两个方面看，新闻事业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国力强盛；反之，新闻事业落后或停滞，则经济迟钝、社会凝固、民生凋敝。关于这一点，报刊家和大政论家梁启超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阅报愈多，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50]报界奇才黄远生也明确指出：“有所谓报者，文明机关之一也。为之言者曰：‘报之发达，与文明之发达为比例。’”^[51]与此同时，国民党元老陈少白在革命成功之后反思宣传教导时深切感慨：“西方欧美国家为什么得以强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闻纸大量发行，一所报社就是一所学校、一份报纸就是一所大学，新闻纸在民众中产生着无与伦比的作用。”^[52]由于新闻纸的大量发行和大规模盛行，西方列强的民众教化较早，思想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较高，唯其培育具有民主共和思想的大众，才能有民主共和国家的真正建立。而中国要造就“新民”、培育“新民”，改造社会风气和民心士气，新闻纸是最好的思想宣传与言论宣扬的工具。它不仅仅面向知识分子，更能惠及不同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教育、感化与影响普通民众、基层群众，是极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浸润的方法与途径。同时，陈少白还强调充分发挥报纸上情下传、下情上传、互通有无、去塞求通、示范引领、造育智慧的功能，激发“其通上下之情，联内外之谊，增益民智，壮大国势，服用起居之微，言谈举止之细，无不可以为万众法”^[53]的深层次推动力。由此可见，国民党（人）及其政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与新闻实践中理性认识新闻传播事业、自觉摸索新闻传播规律，因之将新闻事业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革命事业”与“抗战建国”成败兴衰的关键地步，是极其必要的、充分的、及时的，也是不难理解的。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以及大政方针的实施、建国纲领的施行，依靠或倚仗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双管齐下，一手拿枪、一手握笔的政治力量最为强大、最为稳固。(www.daowen.com)

国民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形式上统一全国）之后，更要有力维护其正统地位和国家形象，以及塑造良好的国际声名和重建大国地位，以便领导全体军民团结一心、和衷共济去完成全面抗战事业，包括国际新闻传播、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战地新闻记者养成与在内的新闻事业和传播媒介均不可或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具有巨大的能量和力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实实在在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思潮和民众心理——这一点就连敌人也不否认，他们的“笔部队”（随军记者、驻华新闻机构）自始至终伴随着侵华的整个历史。日本在军事侵略的同时，时时不忘利用日人报纸、汉奸报纸和御用文人、反动文人等途径或败类，企图分化中国的民族团结，离散中国大众的人心。^[54]蒋介石深辟指出，在抗战的特殊阶段，新闻力量与军事实力被赋予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枪炮作用于人的肉体而新闻宣传则作用于人的思想与精神，统一思想、规划行动、集中意志、凝结力量，哪一样都离不开新闻与宣传。就这个意义说，新闻宣传对民心士气影响甚大、对国民风貌作用深远、对人心得失触及灵魂。可以说，新闻宣传是任何时候都须臾不离的——战时，其地位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