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氏讲史，至今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这场通俗讲史所引发的诸多文化影响，似乎仍旧绕梁。对于通俗讲史，赞美声与质疑声，从来就不曾断绝，及至近年兴起电视讲史热潮，仍为今人所评价，包括通俗讲史在内的“历史热”既是幸事，又是不幸。

那么，如何评价这场讲史呢？拙见以为，通俗讲史的核心在于“通俗”二字，它不能被赋予过分严重的历史科学研究的任务，从内容上看，它是科普的一部分；从性质上说，它应该归入文化学的研究范畴。理解通俗讲史，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通俗讲史的根本属性是一项文化休闲活动，不是历史研究。作为文化休闲，通俗讲史的关键在于吸引力，因此，讲史者根据个人理解，在演讲中加入的一些幽默风趣的“包袱”，只要其基本内容符合历史大势，不应以严谨的历史学研究范式对其苛求。评价讲史的成功与否，最主要的还是看其受众的多寡、社会影响的大小和是否对历史做出了合乎逻辑的“演绎”。

黎氏讲史的文化价值，亦体现在其文化传播的影响上。文化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产品的内在价值，更体现出其活力。通俗讲史之风兴旺，暗合了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首先，一个有特色、有意义、有价值的传播源往往是引发文化传播的滥觞。黎氏讲史，一则语言幽默风趣，颇能借古谈今，“讲三国时期吕布与董卓的矛盾，把三国演义的一些情节加以演绎：‘吕布充当黄率的贴身侍从武官，住进相府。吕布就在客厅支了一张行军床，这样与貂蝉见面的机会多了。随便谈谈三花牌口红的优劣，谈得很投机……’”^[21]通俗易懂的语言非常方便信息传播。二则语惊四座，黎氏广泛搜罗史料，常有不为人常知的妙论，如张飞并非一介武夫，而是善画仕女图的儒将，马谡也并非为诸葛亮所杀，其死因难于定论等等，大大增加了其传播源的吸引力。其次，文化传播的媒介是发挥文化功用的重要途径。通俗讲史的直接媒介，是卖票的演讲；随后的延伸，是报纸的广告以及演讲词的刊载。两种媒介都是彼时较为先进的媒体手段，通过这些媒体，黎东方的讲史不仅扩大了知名度、增强了影响力，更造就了一大批深受其讲史影响的人群。再次，刺激性文化传播能引发更多的文化创造。通俗讲史，是文化的跨地区、跨人群的传播，而这种传播往往能引发受众的热烈回应，并造就新的文化元素。就黎氏讲史本身而言，由于讲史盛名远扬，一则促使他日后陆续写成“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完成了堪称史学巨匠之作；二则由此使他进一步深化了以演说为特色的教学方式，以至于后来人在介绍中称其为“历史学者兼演说家”。嗣后，黎氏在美国的求职成功，大抵也依靠了他精彩绝伦的演讲口才，而黎氏在美国期间的讲课、研究又反过来促进了美国学界、学生对中国和东方文化的研习和理解。

第二，通俗讲史需要优秀的演讲者，优秀的演讲最终可以促成文化经济的繁荣。讲史作为一项公众文化活动，其生命力在于内容的吸引力；所谓“文化热”，关键也在于文化的吸引力，优秀的演讲者能吸引文化受众，推动文化传播，加速大众对信息的接受力度。因此，努力发掘具备相当专业知识、拥有良好演讲能力的传播者，对类似通俗讲史之类的大众文化有极大的裨益，亦能推动整个社会文明风气的进步。

从今日文化经济的角度看，黎氏讲史，是一次难得的文化附加值的实现过程，此次讲史所引发的经济效应，值得后人思考。首先，文化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满足人们对休闲的需要，黎氏讲史之所以能迅速走红，其根本原因即在此，“到抗战中期，重庆屡遭日本飞机轰炸，市中心街道多被烧毁，市面萧条、物价飞涨……市面上许多娱乐场所大都不堪维持，纷纷倒闭……一般市民和大批公教人员每逢休假日，往往无处可以消遣，文化生活极度贫乏。每逢星期日，他们唯一的去处就是约二三好友上当地的茶馆，泡上一杯沱茶，嗑嗑葵花子，摆摆‘龙门阵’，就算是消闲度假了。”^[22]这种文化休闲匮乏的局面，是讲史活动得以迅速发扬光大的基本条件。其次，讲史的经济收益，体现了文化经济中生产、流通、消费等要素的相互关系。从生产角度看，正是有了黎东方天才式的突发奇想，才产生了可供大众消费的文化产品；从流通的视角看，黎东方独有的精彩演讲使各方观众欲罢不能，很快风靡一时，借此收到了大量的演讲门票费用，恰是供求关系下，价格放开与收益匹配的案例；以消费的观点看，黎氏讲史，更是奇闻，消费者不但促生了这次规模较大的通俗讲史普及，更让黎氏体验到文化消费的巨大潜力，故而1948年秋，黎氏在买不到任何交通工具车票的情况下，一怒之下重操旧业，在贵阳连讲一周，用所得收入包下了一架贵阳飞往广州的客机。嗣后，基于消费者的热情推动，黎氏于贵阳演讲后整理出演讲词《新三国》，先后多次再版，成为一时畅销书，并推动了其日后写作大规模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看来，文化经济的作用，不仅是生产者自身的价值实现，更可以由消费者刺激生产者进一步完善文化价值链。

第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俗讲史不是国外“公众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大众史学”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当代史学发展来看，“公众史学”是在美国学者为了应对学科生存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个流派，其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史学研究的高深和狭窄的口径，使史学更加接近大众，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将使用田野调查、口述整理、档案发掘等方法史学应用于工业、商业、地区文化、文化遗产保护、社区建设等诸多方面。^[23]近年来，由于西方史学范式的大量引入，许多学者将当今以电视、网络等媒体为媒介的通俗讲史归入为西方“公众史学”的中国版本，并以此为评价标准对易中天等学者的演说活动予以评判（就目前所见，大部分历史学专业出身的学者，大多对此持中性乃至负面的评价）。实际上，西方的“公众史学”更强调的是大众参与和史学对于现实需求的回应（亦可称作“史学应用化”），其强调的是对一个区域、一个组织或者一个群体的研究，本质上是史学研究的领域扩展，与中国传统史学中方志、谱牒等研究类似。

而通俗讲史的受众尽管属于公众范畴，它的任务却是历史文化普及，并不致力于“史学社会化”。就这一点来说，通俗讲史更倾向于传统文化中“负鼓盲翁正作场”式的文化传播，属于今日“大众史学”的一部分。^[24]黎东方（包括现代的易中天）等学者的通俗讲史，是他们以专业的学术背景为支撑，对古代历史传统进行自我解读，再通过一定媒介对大众进行普及的传播，通俗讲史的目的并非是对历史进行精深的考释研究，而是通过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和文字，将复杂艰深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历史掌故，呈现在大众面前，为大众所认知、为大众所接受，达到开阔大众视野、丰富人文知识、促进历史文化普及、增强国家民族认同的目的。

【注释】

[1]例如艾智科在《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述评》（《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中即指出，“有关抗战时期学术的研究，多集中在史学领域”，亦可反映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为中国学术研究之重心所在。

[2]田亮：《抗战史学与民族精神——作为抗战文化的史学及其历史贡献》，载《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4期，第132页。

[3]国内学者对抗战史学之研究与评价，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开始，如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载《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1941年；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载《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0—22日；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载《中国学术》1946年第1卷（创刊号）；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载《新文化半月刊》1946年第2卷第5期。但集中进行专题研究的，仍要归结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的探讨，代表性的专著有田亮：《抗战时期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洪认清：《抗战时期的延安史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余文善：《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代表性论文有蒋俊：《抗日战争与爱国主义史学》，载《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田亮：《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陈国生、郑家福：《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史学研究》，载《史学史研究》1998年3期；陈其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的思考》，载《浙江学刊》1999年1期；陈其泰：《论范文澜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载《河北学刊》2001年5期；牛润珍、杜学霞：《略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史学的学术趋向》，载《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6期；田亮：《抗战史学与民族精神——作为抗战文化的史学及其历史贡献》，载《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4期。

[4]例如，长期以来，部分“左派”学者和留居大陆的学者，对黎东方的政治色彩颇为诟病（尽管其并非国民党员，但与陈立夫等人关系密切），例如以“纯学人”著称的顾颉刚，即对黎氏颇不以为然（详见桑兵：《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载《历史研究》2004年5期）。日后多数论著，在涉及抗战文史方面，对黎氏讲史基本都采取了回避态度，较近的、针对区域抗战研究的总结性作品，周勇主编的《重庆抗战史（1931—1945）》（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仍旧于此只字未提。

[5]孙旭红：《抗战时期郭沫若在重庆的史学研究》，载《重庆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另可参见前述诸多抗战文史研究作品中关于郭沫若史学成就部分内容。

[6]黎东方：《写在〈细说三国〉之前》，载氏著《细说三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7]黎东方：《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250页。

[8]张令澳：《黎东方的“细说三国”》，载《世纪》2007年第2期，第69页。(www.daowen.com)

[9]参阅《平凡的我》相关章节。黎氏抗战时期任职较广，以致后人认其“好做事”，而他对所任诸多职务唯一不满的，是去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兼任主任委员的“三编会”所做事业。

[10]唐德刚此言，见黎东方《平凡的我》一书封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

[11]见邓广铭：《〈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载黎东方著《细说明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12]见崔美明：《中国卖票讲史第一人黎东方》，载《世纪》2007年第5期，第57页。

[13]黎东方：《写在〈细说三国〉之前》，载氏著《细说三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4]见崔美明：《中国卖票讲史第一人黎东方》，载《世纪》2007年第5期，第58页。

[15]资料来源：《重庆市公安局人口调查表（1936年12月）》《重庆市（1937—1941年）历年户口统计表》，见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社会》，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

[16]资料来源：《重庆市居民人口教育统计表（1943年）》，见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社会》，重庆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此时的重庆市区范围仅限于由巴县析出的小城区范围，大致包含今日之重庆市渝中区大部、江北区董家溪至刘家台沿线、九龙坡区杨家坪周边区域、南岸区南滨路沿线，而文化人口集中的沙坪坝和北碚，尚属郊区，未纳入统计。

[17]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61页。转引自潘洵主编《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社会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18]张令澳：《黎东方的“细说三国”》，载《世纪》2007年第2期，第69页。

[19]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载《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1期。转引自潘洵、李桂芳：《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的发展及其影响》，载《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5期。

[20]详见周勇主编：《重庆抗战史（1931—1945）》，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第403-410页。

[21]任继愈：《西南联大学术报告会》，转引自崔美明：《中国卖票讲史第一人黎东方》，载《世纪》2007年第5期，第57页。

[22]张令澳：《黎东方的“细说三国”》，载《世纪》2007年第2期，第68页。

[23]详见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24]关于大众史学，可参看代继华、葛丽娥：《大众史学的评价标准献芹》，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