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黎东方在重庆开始的通俗讲史活动，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黎氏讲史活动能获得巨大成功，除了他个人的天才发挥，更重要的是，战时重庆孕育出了讲史活动得以开展的文化土壤，为这场通俗讲史备好了舆论环境、受众基础，促成了这场文化盛会。

首先，战时重庆的人口变化，是讲史活动得以开展的基本条件。

一方面，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造成重庆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为包括讲史在内的文化活动提供了基本受众。据统计，由于抗战内迁，重庆市区的人口由1936年的328805人，迅速上升到1941年底的702387人。^[15]短时期内的人口激增，大大增加了信息传播的可能；清末以来中国逐步形成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又为信息传播提供了平台，二者结合，即在战时重庆创造了一个足以支撑公众文化广为传播的社会空间。

另一方面，大量内迁人口带来的重庆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口大量增加，也为讲史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传播基础。1943年，经过防空战备疏散后的重庆市区人口为142518人，而具备大学学历、专科学校学历、高中学历的人口各为2772、2012、8262人^[16]，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十分之一，可算相当优越的了。“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西迁”^[17]，不仅给重庆带来了新的社会风尚，更方便了普通民众习听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张令澳回忆：“更有一批他的学生帮作宣传，每次用红、黑墨水涂写不少大幅广告遍贴在上清寺、中二路、两路口一带国民党党政机关集中地区，以招徕大批机关职员和学校老师。他们纷纷买票入座，聆听黎东方诙谐风趣的讲述……一时间，那里竟成为公教人员假日消遣的好去处。”^[18]

抗战时期，大批学校、文化机构内迁重庆，极大改变了重庆当地人口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层次。战前，重庆的教育主要以中等教育为主，只有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两所高校，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国立音乐学院、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等39所高校齐聚重庆；以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全国性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学术社团，大部分都搬迁到重庆及其郊区；一大批出版社、报刊等媒体，如中央日报、商务印书馆也迁来渝，使重庆一跃成为全国的文教中心。这些文教单位的到来，也为通俗讲史准备了大量的、具备相应文化接受力和文化需求的受众，免去了讲史“曲高和寡”的后顾之忧。事实上，黎氏讲史得以成行，与这批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受众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讲史之前，黎东方在《中央日报》上以先刊发、后付款的方式刊印了广告，大大提高了这场以卖票为目的的讲史活动的知名度；讲史时，几位来自大学的年轻学生，义务为黎东方承担了售票、检票等任务，省去了黎氏诸多琐事。看来，在受众大规模集聚的地区，文化传播确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www.daowen.com)

其次，抗战时期重庆地区是众多通俗文艺活动的开展，亦为通俗讲史活动创造了文化氛围。战时，重庆地区汇集了大量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精英，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以笔为武器，开展了积极的平民文教宣传工作。

话剧界是陪都最活跃的文化群体，自1938年10月起，重庆成了国内戏剧活动中心，话剧界利用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不利日机空袭的雾季，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史称“雾季公演”，共演出了大型话剧150台以上。“雾季公演”参演者和观众人数前后多达百万以上，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年代。科技界利用自身优势，广泛地举办各种科学讲座和座谈会。1939年春，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等一部分教授，如梁希、潘菽、金善宝、于铎、涂长望、谢立惠等，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号召自然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组织座谈，普及科学知识，这个组织最后发展成为“九三学社”，“把科学的新发现或当前的科学问题，做成讲题，向当地的公众讲演，这对于通风气与宣传科学都起了一定的作用”。^[19]战时，重庆荟萃了国内美术界的知名人士，如徐悲鸿、丰子恺、傅抱石、李可染、潘天寿、叶浅予、廖冰兄等。李可染、赵少昂、伍蠡甫、邵一萍等都在重庆举办过个人画展，1944年在重庆举办过第三次全国美展。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央电影摄影场和中国电影制片厂先后迁来重庆，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重庆音乐界以民族抗战为背景的中国新音乐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潮。群众歌咏活动规模空前，抗日救亡歌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

大批的文艺活动、科普活动，极大地调动了陪都居民的文化参与热情，在社会上形成了空前广泛的群众文化活动的热潮，这也在普通市民心中，为通俗讲史打下了坚实的心理认同基础，培育了良好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