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为什么要做一个面向大众的讲史？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其直接缘由是抗战以来国家经济困难带来的个人生活窘迫。黎氏在回忆自己重庆讲史的起源，坦率地直陈当年的困窘：“为什么要讲？是为了卖票。不是为了讲而卖票，而是为了卖票而讲。为什么要卖票？因为穷。为什么穷？因为通货膨胀。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四十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都是日本人害的。”^[6]晚年，黎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还有更详尽的说法，当时（1943年底、1944年初），黎东方之“专任”职务，已有教育部史地委员会专任委员兼秘书（月薪360元）、国立编译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实际主持工作）、“三民主义丛书编辑委员会”（简称“三编会”）秘书兼编纂处长（实际主持工作），“但是对日战事已经打了多年，中国财政已经穷得不能应付，通货膨胀，公私皆困。我除了薪水以外，又兼了中央大学、朝阳大学、复旦大学的课，加上国防部政治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每月车马费一百元，仍不够应付。妻也在王泊生君主持的山东省立通俗剧院，做了国文教师，十分辛苦”。^[7]

表面看来，物价暴涨导致的生活艰辛，是黎氏萌发以讲史来补贴家用的原因；而在他之前，已有北京周炳琳教授卖票讲演的先例，黎氏此举，并不显得突兀。尽管如此，后人亦有些不同的解读。例如当时在重庆聆听过其演讲的张令澳则说，黎氏讲史，“一方面迫于生活，力求摆脱窘境；另一方面是出自内心深处的想法，即给同他在法、德两国留学时代的老友而今高踞‘庙堂’做大官的朱家骅（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组织部部长）、张道藩（宣传部部长）等人一个难堪”。^[8]张氏此说，可能略有夸大，黎东方一生视陈立夫为良师益友，在其回忆录中，黎氏多次表达对陈立夫的尊重，且抗战时期黎东方在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时被聘为教育部史地委员会专任委员兼秘书，似乎过得比较愉快。^[9]张令澳曾在蒋介石侍从室任职，又为蒋经国秘书，嗣后作为留在大陆经历种种运动，不免夹杂一些后入为主的观念。不过，黎东方本人不乐意参与党争、借权势以谋功名，却也是事实。唐德刚在黎氏作古后曾评价：“以他的教育背景和人际关系来说，他都应该是中国政教两界的人上人。可是事实上他却坎坷一生，有时甚至衣食堪虞，死后更是两袖清风。在国民党政权中，红透了半边天的大佬们，许多都是他的好友和晚辈。而黎东方却斯人独憔悴，始终与权力和富贵无关……对黎老师来说，当学阀，做官僚，他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生就一副玩世不恭的天性。”^[10]由此看来，黎氏讲史，虽以宽裕经济条件为直接目的，然恐非仅仅为了改善生活。联系到黎氏在讲演中屡屡抨击时下弊政，恐怕张令澳所言，怠非虚妄，黎氏讲史，多少含有对当时之社会现象的不满，以书生之论，一抒胸臆为快。(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