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湄潭虽然地理位置偏僻，但绝不是“蛮荒之地”“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遵义地区和湄潭地方上不论是国民政府官员、开明地方士绅，还是普通人民群众，都十分希望浙江大学师生内迁到遵义湄潭。当时的国民政府贵州省主席吴鼎昌、遵义专署专员刘千俊、遵义县县长刘慕曾、湄潭县县长严溥泉，在浙江大学还没确定迁址贵州之前，就已经多次传送书信给竺可桢校长，表达了愿意支持浙江大学和欢迎内迁之意。在竺可桢校长同意内迁遵义湄潭后，两地人民群众为浙大办学遵义湄潭积极创造条件，提供一切便利条件。遵义湄潭为浙大内迁全力协调解决了所有问题，专门成立准备了“欢迎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全权协助浙江大学内迁遵义湄潭。浙大在遵湄期间，得天独厚的环境让竺可桢校长觉得内迁遵湄是多么明智的抉择。据当时德籍教师米歇尔先生在《前进中的浙江大学》中写道：“此行使本校离开一个有名的商埠，而回到中国的怀抱中。……回到自己的昔日文化中，以求自中国历史和文化里面，获得复兴的必要力量。”^[10]浙江大学最终内迁到大后方的遵义湄潭，在大山深处获得了宝贵的教学和科研时间，“中国湄潭”四个字成为当时的世界名片，为成就浙江大学世界名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抗战时期，遵义湄潭人民住房和粮食是非常紧张的，但是为了帮助浙江大学内迁办学，还是决定无条件地支持浙大学子。1944年县城刘姓米行老板不顾驻地国民党军官的禁令，将被强行征收的100担大米无偿捐给浙大师生，风格高尚令人称赞。同时遵义全城也曾为浙江大学的修葺捐款捐物，表达了遵义人民与浙大的鱼水之情。^[11]我国著名数学家、抗战时期浙大教授苏步青曾说：“50年前浙大师生历尽艰辛到遵义、湄潭、永兴办学，这一壮举载入了浙大史册，在湄潭留下了宝贵的篇章。没有这里得天独厚的地势、物华和纯朴的人民，就没有浙大的今大，更谈不上‘东方剑桥’的名声了。”(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