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1941届化学系毕业生、后曾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杨士林认为：“竺校长当时挑地方，首先要看是否适合学习，其次要看当地的民风、文化氛围怎么样。”“广西宜山的文化氛围很好。当时广西的军队力量比较强，可以抵御外侮，所以学校决定先在广西宜山待一段日子。我们就这样搬了过去。”“后来我们离开广西宜山又搬迁到了贵州遵义湄潭，那里文化氛围也很好。”^[6]

遵义地区是贵州省乃至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重要粮食产地。竺可桢校长在内迁遵义湄潭之前对湄潭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竺可桢校长认为湄潭“风光秀美，民风淳朴，文化高尚，物价低廉，是科研办学的好地方。湄潭地处大后方，山清水秀，气候宜人，且粮、油、果、蔬丰富，价格低廉，实为读书治学的理想之地”。^[7]竺可桢校长在内迁湄潭之前途径贵阳，日记当中这样记述：“据云其地二三月可通公路，米糠极廉，且有公路通思南，移运入川。”“谓其地出产甚丰，肉每元可买7、8斤，鸡蛋每元100个，米2、3元1担。……其地有水多鱼云云。”^[8]日记里面提到了遵义地区和湄潭县当时的物价比较低廉。基于抗战时期遵义湄潭地区物产丰饶、物价低廉、交通便利，能够有力地保障浙江大学师生的后勤，才最终成为浙江大学抗战时期内迁的最终落脚点。浙大教师姚鑫后来回忆道：“抗战时期交通运输虽然困难，然而由于当地各界的大力支持，一般生活资料和食物用品还是能得到基本供应。浙大师生员工和当地群众相处得十分和谐。当地群众对所谓‘下江人’并不另眼看待，包括在遵义也是这样。”^[9]在决定内迁贵州遵义湄潭之时，贵州省府还决定补助迁移费1万元，省公路局表示可用运盐车辆支持搬迁。这些举措都体现了贵州省、遵义地区和湄潭县对浙大内迁的大力支持，为他们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在浙江大学最困难的时期，遵义和湄潭人民用实际行动表示对浙大的全力支持，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