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地处贵州，雄踞黔渝要冲。北通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有娄山天然屏障；南接省城贵阳，又有乌江天险。区域内山川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人杰地灵，有“黔北粮仓”的名号。同时遵义又是贵州的文化之乡，汉朝已有圣贤之人开启文智教育，到了唐代以后，各州县均建有书院。直至明清以来更是人才辈出，当时的文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被尊为“西南三大儒”，海内敬仰。

在广西宜山被敌机轰炸后，竺可桢校长与湄潭县县长等人多次信件往来，后来竺可桢决定亲自到湄潭县实地进行考察，他惊奇地发现一面临山、两面环江的湄潭县城，在乱世当中算是一片“世外桃源”，最终促成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之久。^[5]而同时期内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和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饱受日军敌机轰炸之苦，可见当时浙江大学内迁到遵义湄潭是抗战期间明智的选择和决策。

当时浙江大学是一所地方性大学，国民政府拨款有限，不像搬到重庆的中央大学等国民政府教育部直属大学颇受重视，也不能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样关系深厚，能够做到一步到位。因此竺可桢校长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多方考虑，决定往小城市偏远地区搬迁，在内迁到遵义湄潭前一站广西宜山的时候，确定了浙江大学的“求是”校训，体现了浙江大学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武装头脑，这与红军长征“实事求是”的思想灵魂不谋而合。(www.daowen.com)

竺可桢校长选择遵义湄潭作为最终的落脚点，是从多方面考虑的。首先，湄潭县离遵义70余公里，气候宜人、冬暖夏凉，物质方面能够自给。其次，当地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比较落后，竺可桢校长内迁的时候，就考虑过要搬迁到比较落后的小城市，正好可以做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再次，湄潭距离“陪都”重庆不远，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国内外信息，便于科研和教学前沿化发展。基于这些原因，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的七年时间里，教学和科研成果能够迅猛发展，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相结合，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浙江大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在当时，带有“中国湄潭”字眼浙江大学发表的很多科研论文被奉为精品，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