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曾说：“丁丑之秋，倭大入寇，北自冀察，南抵闽粤，十余省之地，三年之间，莫不被其毒。”抗战形势变化之快让人目瞪口呆，淞沪会战后，上海等地陷于敌手，杭州危在旦夕。由于时局越来越恶劣，浙江大学先迁到了杭州西南方向的建德，但很快杭州也陷落敌手，浙江大学就继续迁移，按照教育部指示来到了江西泰和，在泰和的八个月时间里，浙江大学对泰和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好景不长，战事波及赣北地区，江西九江沦陷，日寇继续侵略江西，赣北赣中多地受到影响，浙江大学被迫再次内迁。^[2]这时候教育部建议迁往贵州安顺，正好竺可桢校长在湖北汉口参加会议时，从大陆银行唐臣处探得“贵州只安顺可容大学，在乡下有三十万元所造之兵营，可容学生千人，教职员百余人，家眷则可住城内”。^[3]贵州政府非常希望浙江大学能来贵州安顺，还发起民众准备帮助浙江大学内迁。但战局的多变，浙江大学中途去了广西宜山。如竺可桢所言“宜山之为县，当黔桂之孔道”，“庆远与黔接壤，盖粤西边要之区，城周四里三分”，且“雄跨龙江之上，控黔而保粤”。^[4]从竺可桢校长的话可以推断，浙江大学内迁广西宜山，是迫于当时战局多变，并没有想长期居住在广西宜山，这只是权宜之计。由于广西宜山是广西通往贵州的门户、必经要道，准备在抗战形势再出现变化之时，可以闪转腾挪，再迁到贵州就相当方便。从国民政府时期西南地区的交通来看，广西宜山特殊便利的地理优势，方便浙江大学观望抗战时局变化，方便在内迁上进退自如。1939年2月5日，18架日寇敌机轰炸广西宜山，投掷炸弹118枚，浙江大学标营十数间房舍被毁，一百多名学生的衣物用品遭劫。由于广西宜山时局并不安定，又加上许多师生因水土不服而患痢疾和疟疾，竺可桢校长考虑另寻他处，准备在必要之时继续内迁。1939年6月，浙江大学决定迁往贵州。1940年春，浙江大学全体师生迁往贵州遵义湄潭。(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