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平

（贵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3）

摘　要：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国立浙江大学内迁遵义湄潭，在此办学七年之久。浙大选择内迁遵义湄潭，在艰苦的岁月里由地方性大学成就“东方剑桥”之美誉，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抗战时局的影响，遵义湄潭的区位优势，贵州省、遵义地区和湄潭县的大力支持，浙江大学自身的努力等影响浙江大学最终内迁遵义湄潭。浙江大学和遵义湄潭发展相得益彰、共同进步，形成了辉煌灿烂的“文军长征”精神。抗战时期浙江大学所形成的“求是”校训培养了一代代浙大人艰苦奋斗、万众一心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在遵义湄潭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抗战时期；浙江大学；遵义湄潭；原因(www.daowen.com)

*作者简介：胡友平，男，贵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浙江大学多次迁移。竺可桢任校长后不久，日本侵略者的触角已经伸到了江浙地区。国难当头，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师生不畏艰险、毅然内迁，冒着日寇敌机的轰炸和袭击，拖着大批珍贵的实验器材和图书资料，同时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横跨浙、赣、粤、湘、桂和黔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历时两年半时间。经过广大师生的不懈努力，浙江大学最终迁移到较为安全的贵州遵义湄潭，并在当地继续办学七年。浙江大学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当中，举校西迁，不仅坚持办学和做科研，并且办学规模也在战乱当中发展壮大。1946年浙江大学返回杭州时，已有6大学院，25个学系，400余名教职工，2200余名学生，规模比西迁之前增加了三倍多。这一历史瞩目的伟大壮举，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赞誉为与“红军长征”并称的“文军长征”。在这七年当中，浙江大学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达到了竺可桢所说的“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的目的^[1]。抗战时期浙江大学在遵义湄潭既坚持教学和科研，又促进了遵义湄潭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七年当中由地方性大学一跃成为世界知名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