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书转移重庆后，为了妥善保管文澜阁《四库》，1945年2月浙江省旅渝人士发起组织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此举得到了教育部认可，并由教育部“聘徐青甫、余绍宋、竺可桢、陈叔谅并派蒋复璁、顾树森、贺师俊七人为委员。指定陈叔谅、蒋复璁、顾树森为常务委员。秘书及助理员可由常务委员自行聘派或签请聘派”。^[78]旅渝人士之所以发起成立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当时是以保管妥善为理由，实际是预为以后原璧返浙之地”^[79]。史实证明，陈训慈等人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早在文澜阁《四库》存贵州期间就有文澜阁《四库》留贵之说，1943年8月10日，竺可桢就致信提醒陈训慈函：“桢返遵后，得方杰人神父函，云及贵州大学拟将藏于地母洞之文澜阁库书拨归贵大。如此讯果确，桢极不以为然，浙人亦必群起反对，其不妥之理由，甚为明显，毋庸缕述。我为库书迁黔之提议人，不能默无一言。而吾弟为库书之原保管人，想心更切。望即先与士选（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引者注）一谈，若有此项建议，嘱其早日打消为感。”^[80]在库书运往重庆时，又有将文澜阁《四库》留中央之说，1944年12月10日，竺可桢致函陈训慈：“文澜四库书已由筑过遵开渝，想即可抵达重庆。……惟据毛春翔君云，闻中央图书馆拟企图拨得此书。桢意文渊、文津二阁书将来归北平与中央（图书馆），而文澜则以历史上之关系，战后必须迂回杭州。……请足下即与骝先（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引者注）言之为要。”^[81]

抗战胜利以后，关于文澜阁《四库》的顺利返浙，便被浙江籍人士提上议事日程。1946年1月17日，浙江省教育厅致函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称：“近接库书保管员毛春翔函告谓现藏《四库全书》之山附近多匪，数年来因教育部所在警卫森严无虞，一旦教育部复员南京，则独保管者生命告危，即藏书亦频险境；且蜀中有力人士有倡议文澜阁书应留西南以助拓展文化者，万一竟成事实，则此书永无珠还之日，则不独本馆无以对浙江人士，而亦为东南文化界之莫大损失。”^[82]11月24日，朱家骅为请派车协助运输四库全书致陈诚笺函：“抗战胜利后，吾浙人士曾连电速请运回，然以收复区秩序尚未全复，未便即行起运，现已情况好转，亟应赶速运浙宝藏。惟在此水枯时期，航运恐滋不妥。为及早起运起见，仍敬请惠予赐派军车六辆，以便即行将此项文献运京，复再由火车运杭，借以复兴东南文化，而慰全浙人士之望。”^[83](www.daowen.com)

1946年5月7日，在文澜阁《四库》保管委员会的妥善筹划下，库书由6辆汽车载运离开青木关，取道川南入黔，经湘赣入浙，历时近两月于7月5日安抵杭州，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据毛春翔回忆在库书运转过程中，“途中麻烦之事，困苦之状，非数纸所能尽”^[84]。1946年6月2日，负责押运库书的内政部警察总队队长任建鹏途中报告遭遇云：“此次押运《四库全书》，自渝至衡渡江3次，以军车过多，每次渡江，均需二三日，闻至杭尚需四番渡江，（以原桥均因战事炸毁）时日恐更须拖延，原预计一月，恐难以到达。5月30日向邵阳出发，下午一时过赤水铺东约二公里，发现股匪约二十余名，携带手枪十余支，正抢劫筑衡客车一辆。当匪见职车开至，乃举枪射击。当时为自卫计，即令押车警士予以还击，相持一时许，始将车保护行过该处。”另据，蒋复璁等报告接运文澜阁《四库》经过情形：“自五月十一日自渝启程，十六日抵贵阳，停留数天……自此东行入赣，至六月十二日到达上饶。此时适为梅雨季节，赣境公路素劣，大雨冲坏桥梁，正在修理中，以是等待较久。又闻悉浙境公路路基更坏，而浙赣铁路则已恢复通车，故经派毛春翔先行搭车赴杭，向浙江教育厅报告，并与路局商量自诸暨用火车装载卡车至杭之办法，接洽就绪，路桥初告修复，于二十八日开抵诸暨。自此即将书车装载火车，分次运杭，于七月三日与六日先后装运，至六日下午止全书安全抵运杭垣，自城站装斟外西湖浙江省立图书馆卸放。”^[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