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30日，文澜阁《四库》库书运抵贵阳后，由于在转运过程中内有图书十一箱由湘运黔途中落水受湿，“继由史美诚开箱清点整理，本馆（贵州省立图书馆——引者注）派职员杜光炎协助。受水湿之书，由史美诚照料晒干，仍装入书箱之内，每箱照目录清点之后，亲自加封钉好，于五月二十日清理完竣，史美诚即回浙”。^[53]因贵阳气候多雨潮湿，为防潮起见，文澜阁《四库》在迁移地母洞前，也做了许多防潮工作。^[54]库书由张家祠堂移至地母洞内储藏后，国民政府各阶层关于库书的保存甚为关心，教育部多次委派人员实地考察，不断求得库书庋藏的改进。乃至国民政府最高领袖蒋介石也担心库书潮湿受损。于1942年4月26日致电教育部转告贵州省政府：“闻前杭州文澜阁之四库全书移藏于贵阳附近之地洞内，恐洞内空气潮湿，日久霉烂，请移往离筑较远之干燥安全地点妥为保管。”^[55]

1939年6月23日，浙江大学竺校长偕同贵州省教育厅杨科长及省立图书馆馆长亲往该洞视察藏书情形，视察之后竺可桢认为“该洞藏书不惟可保空袭无虑，且就该洞各方面情况言之尚属适宜”^[56]。至地母洞开一箱查看，发现书略受潮，始决定商之教育部及钧厅，须完全开箱曝晒一次，以免受潮加重。^[57]但对于该洞的建筑问题、文澜阁《四库》储藏洞内经常维持费问题，夏秋季开箱晒书等问题，竺可桢即与随行的贵州省教育厅官员及库书管理人员商定后，请示教育部：“（一）现洞内木棚上糊石灰，恐日久有漏雨之虞，宜将木棚改修改盖以瓦；（二）四库全书既移洞内储藏，非短期可以迁出，对于照管该书各项所需经常费用，本馆经费既属困难，无法挹注，宜有的款经常维持，以维久远；（三）四库全书封闭于各书箱内时已年余，且移置洞中，经此梅雨时节，设不开箱完全曝晒，恐书受潮，须备晒书临时费，俾得即时着手办理。”^[58]另外，对于地母洞改修木棚工程及修砖墙临时费、保管四库全书月支经常维持费、本季曝晒四库全书临时费预算及保管四库全书的经费开支问题呈报教育部：“（一）改修木棚工程及修砖墙一堵临时费洋一千二百一十四元二角；（二）照管四库全书月支经常维持费洋一百六十三元；（三）本季曝晒四库全书临时费洋三百八十元。”^[59](www.daowen.com)

教育部乃电贵州省教育厅要求其将库书加以曝晒，“库书曝晒，势不容缓，仰即转饬妥慎办理，并将办理情形，随时呈报”。^[60]随后，贵州省教育厅积极组织人员协助浙江省图书馆管理员开始晒书。11月23日，贵州省教育厅将文澜阁《四库》曝晒经过情形致电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藏于地母洞之文澜阁四库全书，奉令开箱曝晒，业于本年九月十一日开始曝晒工作，由浙江大学代表王焕鏕、管理四库全书职员夏定域及本馆职员杨渔卿，常川住宿该洞上负责照料曝晒，馆长因职务关系，则随时赴洞查视，业经呈报在案。浙大代表王焕鏕因急于回浙大教书，已于十月五日离筑赴宜山，晒书职务，函托夏定域兼代。经王焕鏕与馆长面呈钧长。复查曝晒之书，自开始迄今，虽届两月，但因贵州气候雨多晴少，六十余日中，只有晴天二十五日，一遇晴日，即加紧努力曝晒，至于曝晒书之实际情形……一、查明书箱系某字某号之书箱；二、开箱清点书箱内所装之夹数，记入晒书日记簿中；三、对照目录逐一清点部数册数符合后，加标识于目录上；四、将每夹书带撤开，顺序排列于木版上翻晒，每隔一小时后，又依次翻晒一次，约曝晒五六小时；五、视书无潮气，移至阴处回凉；六、逐一将每箱每夹每册刷整干净，依照目录复对，同时将每夹书带捆扎完好；七、将曝晒过整理完竣之图书装入原书箱内，再清点此箱内之夹数，是否与开箱时记入晒书日记簿中之夹数相合，详点无误后，然后加樟脑粉，俟油纸牛皮纸包盖完善，加钉钉固封箱。此每晒一箱必须经过之手续。因晒一箱书手续如此繁重，故每一晴日，至多可晒五箱，至十一月十六日止，已晒一百一十二箱，尚余二十八箱未晒，设天气放晴，有六个晴日，即可完全晒毕。一俟全部晒毕后，再将部数册数及一切经过情形详报。”^[61]“以筑地气候之多变，洞口场面之窄小，及地位之坐东朝西，须届亭午始见阳光，故延至十二月五日，才得毕事。所有开箱检理翻晒、换纸、加除虫粉及归箧钉封各事，凡经十余次手续，罔不务求其周详。”^[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