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库书安全计，陈训慈曾数次呈请省府及教厅迁文澜阁《四库》于内地。早在文澜阁《四库》转运至建德绪塘后，陈训慈就认为，该地地形难避战火，急需搬迁图书至内地。而浙江省府则不以为然，存置不议。陈训慈奔劳其间，为保《四库》之周全费尽心力。1937年12月1日，陈训慈在与主管浙江省立图书馆的浙江省教育厅许厅长谈文澜阁《四库》迁运之事云：“建德非安全，从地理军事形势可知，如以政府之力经浙赣路车运赣湘，则于持久抗战中较为安全。”^[24]但许厅长却不以为然，“以为途中多有危险（如误传军火，易遭空袭），不如存藏建、金山乡之山洞云。又谓赣湘亦非安全，策其全，宜入川，然此言似随便议论，非为文物实际策其全者，余亦不欲毕其辞矣”！^[25]1938年1月8日，陈训慈为文澜阁《四库》的迁运之事，拟一长文，呈文向省教育厅阐释了战时对于古籍保存的重要性。其在日记中记云：“向使省教育局知图书文物之重（浙西、江南流风遗韵犹多私家藏书，今皆沦战区，损失之巨可想。战后书必更稀贵，而公家藏书所关乃尤巨）以保全为急务，则提出省府会议，令公路局拨数辆卡车迁往内地各省，或更拨有限之款搬运，离公路入山乡，固易若反掌。在省府所费极微，而所保全者实大，特政权在握之新进者漂泊无识，轻易视之，如余守书亦徒深心余力绌之概耳。”^[26]由于战局的紧张，加之省政府人员对于保存古籍意识的淡薄，不得不让其发出郁闷的慨叹：“最所不安者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几经面陈教厅当局，以迁往内省为宜，而迄不得要领（每谓内地亦不安全，岂不知相对的安全，自有差殊）。今既无余钱又无交通工具，无米之炊，前已饱受痛苦，今将安所效力。瞻念万一疏失，将何以对浙人，何以对文化，不禁殷忧，尤不禁对主持教育行政者致其愤愤也。”^[27]

相较于省政府行政人员，教育界对于保存珍稀文献还是较为重视的。1月22日，随校内迁江西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便致电教育部建议将文澜阁《四库》内迁：“文澜阁《四库全书》硕果仅存，虽由浙大帮同运严州，似更运内地为是云云。”^[28]对于竺可桢的建议，教育部积极采纳，拟迁贵阳，由浙大协同运迁。并致电浙江省政府，略谓：“据浙江大学竺校长电陈，《四库全书》已由该校帮同运严州，偏近战区，未妥。兹为保全国家文献起见，望贵省设法运黔。”^[29]然而，对于教育部的指示，浙江省政府则不以为然，并谓“此电甚空洞，主席（黄绍竑——引者注）见之甚不高兴，谓土地人民如放弃，文物何足云。入贵州岂谓黔省以西之大地悉准备放弃耶？教部有办法，惟自来运”^[30]，并电告教育部“正迁浙南，不便远迁”也^[31]。又有两次来电坚持须运至省外，省府复电略以贵部仍拟将《四库》书运至省外，希即派员来浙主持搬运云云。此乃黄主席于此事表示不满，即过往不肯负责也。同时，部又电浙大协助，故浙大特派李君来此，以余地位甚难表示，不知教部是否立夫先生本人如此重视，府电去后，反应又何如也。^[32]2月6日，陈训慈接到浙大由江西发来的电报，“教部已三电省府速将《四库全书》运往安全地点，并指令浙大协同办理，即派李挈非兄来，请兄赴藏书地方会商”。^[33]教部三电主运黔事，“则仍黄主席于此甚不谓然，近闻部电谓已令浙大派员来浙，省府绝不负再迁责，且车辆亦无可拨。余知车辆正集中，实非无法，待部自来负责主运”。^[34]对于此举，陈训慈不得不感慨：“黄氏（引者——黄绍竑）为桂省名军人，曾主浙政，而竟识浅度仄至此。”^[35]“人民能行，而书不能行，文物内保固非暗示尽迁他地拖理由。”^[36]教育部对于文澜阁《四库》内迁问题的重视，陈训慈殊属费解：“立夫先生竟如此重视《四库》欤？抑文津、文渊确知有被劫之虞欤？”^[37]1938年2月16日记云：此次教部之特别重视文澜本，盖鉴于盋山及江南公家藏书之覆车，要亦以《四库》存本日稀之故也。^[38]

得不到浙江省政府的支持，教育部只得授命由浙江大学协助浙江省图书馆将文澜阁《四库》内迁贵州。1938年3月9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关于西运文澜阁《四库》的运书路线及所需经费之事，报告教育部：“库书运黔事，业已解决，殊深快慰。李絜非君已于今日起程东下，拟先约浙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同至永康、丽水，与浙省政府当局暨许教育厅长一洽，然后赴龙泉将该书点收运出。其路程拟先雇汽车经浦城装至江山或玉山，自由浙赣铁路与粤汉铁路运到长沙，到达长沙后，以李君从未去黔，路途不熟，拟请教部另派专员前往点收，接代完毕其未竟任务（长沙接洽地点定在教育厅）。其运费自龙泉至江山汽车费约需千元，由江山或玉山至长沙火车费约需五六百元，如由教部直接与交部接洽，运费或可全部蠲免，至少可打一折扣，请即日进行。此外李君与襄助员等往返路费暨各项杂费约需五百元，各项总计约需二千元，现已由敝校垫交李君应用，一俟日后运毕总结报部后，即希汇归。”^[39](www.daowen.com)

文澜阁《四库》在转运过程中，无论是交通运输上、地点寻觅上，还是经费保证上，教育部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库书运黔事，教育部本部一面咨请交通部拨车装运，一面电饬贵州教厅妥觅安全房屋，以备庋藏。1938年3月18日，教育部为请拨车西迁四库全书致交通部：“查浙江省立图书馆原藏四库全书，为国内孤本，至为宝贵。现已运至浙江玉山，亟须经由浙赣、粤汉等路运至长沙。除饬浙江大学派员接洽妥慎押运外，相应咨请查照，惠予电令路局迅为免费拨给四十吨篷车二辆，妥为装运，并希见复为荷。”^[40]同日，教育部为代觅藏书地点致电贵州省教育厅电：“四库全书由浙经湘运黔，仰预觅坚固敞爽，四周有空地之房屋储藏，并电复。”^[41]在教育部的积极协调之下，交通事得到妥善解决。3月19日，教育部致电竺可桢函：“运费及运送人旅费，既可由校方代垫，事后当然由部照数归垫。”^[42]4月21日，张治中为已函请拨车运输四库全书致电陈立夫：“查此案前据李絜非君函，当已饬由建设厅转函交通部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核办在案。”^[43]3月下旬，文澜阁《四库》由教育部代表李絜非、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美诚负责护送，由浙江龙泉起运，“由龙泉经闽省浦城至江山通公路，由江山入赣至湘省长沙通火车，由长沙经湘北、湘西入黔直达贵阳通公路，阁书入黔”。^[44]4月30日，库书抵达贵州贵阳，存于贵州省立图书馆内。

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避寇远徙，地经五省，历时近九载，最终得以安然返杭。无疑，在文澜阁《四库》的转移及保存过程中，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库书管理员毛春翔言：“此次倭寇入侵，烧杀焚掠，远酷于洪杨，阁书颠沛流离，奔徙数千里，其艰危亦还甚于往昔，八载身锢边陲，卒复完璧归杭，是谁之力于？陈叔谅先生之力居多。凡人事安排，经费请领，防潮设备之改善，员工生活之维持，以及其他有关于阁书之安全者，皆赖先生主持维持于其间，前丁后陈，并垂不朽。”^[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