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为防止馆藏文澜阁《四库》等珍贵古籍被日军轰炸毁坏，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3]未雨绸缪，即“命总务组赶制木箱，准备迁移”。^[4]7月底，情势日益严峻，陈训慈决定将文澜阁《四库》等古籍转运至浙江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宅。一切准备就绪后，“8月1日，全馆职员集孤山分馆，点书装箱，至3日深夜装竣，计阁书140箱，善本书88箱，共228箱。4日晨阁书离馆，运往江干装一大船……5日午刻，抵达渔山”。^[5]在库书转运途中由图书馆馆员毛春翔全程负责。9月13日，陈训慈收到馆员毛春翔的来信，得知文澜阁《四库》已迁富阳，并得知藏书之地，“处群山围绕中，旧屋不显，可望不致遭损”。^[6]后来又得知，“所住渔山镇赵姓屋，在山丛中，颇宽敞静僻。主人赵坤珊相遇亦厚，不收凭值”。^[7]此时，库书暂时得以安然无恙。

随着日军的南下，局势的转变，暂存富阳的文澜阁《四库》的安全又成为问题，急需再度转移。11月23日，陈训慈得知“今时局激变，赵不肯庋藏，存怀璧其罪之戒也，毛君以赵姓不允久置书，已运库书南运矣”^[8]。11月底，文澜阁《四库》及浙江省图书馆馆藏善本共230余箱由富阳装大船转运，但因水势被阻，滞留桐庐不能前行，毛春翔不得不赴建德访陈训慈商讨解决办法，“由总务主任史君美诚出面向赵君坤良及夏君定域恳商借得运费二百数十元雇工搬运书箱至江边，装船上驶。……越桐庐，至俞赵，船重水急，水手两人，无法上驶，余乃只身搭乘军车去建德谒馆长叔谅先生”。^[9]11月24日，陈训慈得知“库书、善本235箱已装之大船，留桐庐不能上水……亟欲得车，将书运建再说”。^[10]此时，由于战事纷繁，库书转移无车可借，陈训慈只得向浙大校长竺可桢求助，“环顾似唯有浙大之卡车可借，乃同至浙大访鲁珍兄，谒竺师，及访机师张君，多方肯说，获其同意，明日可以车运一次”^[11]。陈训慈的积极努力，得到了浙大竺可桢的帮助，赖浙大卡车之助，分运三天已全抵绪塘，存建德民教馆绪塘分部东首方丽斋先生家中。^[12]库书转移绪塘后，陈训慈考虑到此地亦非久留之地，于12月24日，“为《四库全书》事，建德县党部告教厅，谓绪塘不宜。张科长只谓‘可迁迟些’，与许厅长谈，张谓‘汉口、长沙现避难纷纷，可见现在实无安静土，浙南各地须防匪，不如即在建德较燥之山寄藏，不必更转输’，余一时竟无以进也”。^[13]后陈训慈考虑到文澜阁《四库》暂放建德之绪塘，离公路太近，地形难避战火，宜迁山乡。为了解决经费问题，陈训慈曾多次至浙江省教育厅筹措运书经费，但多失望而归。不得已陈训慈只得“向张晓峰借二百金，自垫二百金，今悉罄，无以应挑工工资，乃往访振公，又借得六十金，应付颇不易”，将库书密藏在建德北乡松阳坞。

1937年12月底，杭州沦陷，刚刚存放建德的文澜阁《四库》又需转移。此时浙江省政府已迁永康，各厅迁方岩，陈训慈为文澜阁《四库》内迁之方案及车辆、资金诸事乘舟至永康、方岩、丽水之间，多方斡旋。

自1938年1、2两个月内陈训慈为文澜阁《四库》的内迁多方斡旋。以下主要依据陈训慈日记，加以考察文澜阁《四库》得以迁出的艰难过程，按时间顺序考察与核实其大致的情况。(www.daowen.com)

1月11日，陈训慈为文澜阁《四库》迁运事访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此次许对迁运书深表同情，但不同意迁往省外，要求陈训慈在省内寻觅藏书之地。陈训慈在其日记中记云：“及晚访厅长许先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引者注），先陈迁来办公运书及紧缩之情形，继遂陈述建德松阳坞离公路仅十里，其他易沦战区，最好迁往他省。许先生于前二度相见时对此事甚冷淡，今日尚同情，惟致慨于公路局之弊政，云此次迁移，并省府索车亦无之，则李立民先生语实现否犹一问题。旋谓外省臂长莫及，可就处属物色一地，渠当与交通处商借车。”^[14]1月17日，陈训慈初步决定将文澜阁《四库》迁往龙泉，不再做迁往省外的打算。其在日记中记云：“十五日以车赴龙泉，得就地县党部与民教馆之介绍，同至东乡山麓跶石区，有季边村者，与龙邑乃隔一江与两个山头，匪警向未有，已赁定某姓民房，并与乡人预洽挑搬事……惟龙泉、云和为安全，拟决以龙泉为庋藏《四库》地，不复作迁出省外想矣。”^[15]同日，为运书车辆事，陈训慈找许绍棣厅长接洽，但许对此甚为轻视。其在日记中记云：“许温谓可向方岩教厅去办，余谓最好亲草信较郑重，渠云无何交情，草迹亦不识。旋乃云交训练团职员应君所写，寥寥数语，初未及库书之重要，果仅此一书，可得不用公车耶（余之处中，许方为事发脾气，即不与再焉此事）？余为得一运输办法而守待四天，人乃不能假数分时间以作信介绍，甚矣其轻视此事之甚也。”^[16]

1月19日，陈训慈根据教厅许厅长指示，赴省府接洽运书事。其记云：“二时冒雨赴省府秘书处访秘书长李立民先生……今告以已在龙泉觅地，需当局拨公路车。李谓许厅长已为道及，渠且在省府会议席上提起，嘱送一节略，即当据以令交通处拨车。”^[17]1月20日，陈训慈再赴省府接洽。其记云：“再至省府晤李立民秘书长，渠将呈文批复，及电令交通处事……计电令交通处开：据省馆馆长呈陈云云，事关保存国粹，仰该处迅拨大卡车八辆，至少四辆，交与运书云云。”^[18]1月21日，陈训慈为运书事赴交通处接洽。其记云：“上午偕叔同、文莱赴交通处，得晤魏副处长，再以拨车事奉商，于建金一段用舟运，吾等已同意，自金华至龙泉一段公路车，余初以为汽油费殆系该处义务或系记账，由省府后还。但魏忽言汽油须现付，而索价又颇巨，商以记账不果……只得告以电省接洽再说。”^[19]对于省政府对于运书事的轻视与掣肘，陈训慈不由得百感交集。其在1月25日的日记中记云：“自余来杭垣主持浙江图书馆，于今适为六周岁。课中追怀，百感交集，而播迁靡定，珍籍分隔，旧雨星散，独守馆钤，尤不禁怆然于怀，与忧国之念交迸而不能自抑也。”^[20]

陈训慈不得不再与省政府、教育厅、交通处协商解决办法，经过多方斡旋，最终运书费用得以解决。按照陈训慈与浙江省教育厅协商之运书方案，建德存文澜阁《四库》及善本改装小船后于1月30日运抵金华，由此再走陆路运龙泉。2月1日，陈训慈在日记中记云：“余自金归，史叔同、王文莱以一月廿三日赴兰，次日抵建德，即雇工搬挑，廿八日下船上驶，卅日抵金华，将由此装公路车，分二次运龙泉……今日凡装车三辆，约八十箱。”^[21]2月9日记云：“叔同来信云《四库全书》善本已到龙泉，计八十一箱（每大车一辆约装廿箱之廿八箱），今日续运，计一百十一箱，暂存丽（丽水——引者注）待回车计四十箱，共二三二箱。此中《四库》一七〇箱，余为善本云。”^[22]事实证明陈训慈等人是有深谋远见的。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不仅从军事上全面侵略中国，而且对中国的文物也是虎视眈眈。就在《四库全书》运藏龙泉之际，日军“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于1938年2月22日派出9位文化特工，从上海赶到杭州，在3天时间里搜查了省立西湖博物馆等26家文化机关，其间还专门寻找“江南三阁”之一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令他们失望的是，“浙江省立图书馆孤山分馆的藏书已经疏散开了”。^[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