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来的文坛，产生了无数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无数的作品，但理论远远落后于创作。文艺为谁创作，为什么创作，如何创作的问题没有深入探讨。正如雷石榆所说“很多作者只是凭主观的摸索与浮动的热情写，并不考虑写作的艺术意义与表现的正确性”。抗战以后有一部分人反对文艺为抗战服务，主张纯粹地依靠灵感的文艺至上论，出现很多脱离战斗实际，充满小市民性哀愁、解嘲、享乐、麻醉的东西，甚至做八股文开倒车的复古行为。他深感“文坛上理论最缺乏，而要求理论的批判与建立都是非常迫切的”^[17]。雷石榆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人，但他很重视文艺创作理论的探讨。在写作诗歌散文小说的同时，从未偏废文艺理论的写作。“抱着新写实主义的科学底艺术观作为忠实于历史的任务，艰苦地推动中国新文化向壮丽的前途发展而努力着，斗争着。”^[18]雷石榆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提出自己的理论，发表了大量文论。

雷石榆曾说“我18岁时就爱上马克思主义了”^[19]。1929年在广东台山县立中学学习时，他阅读了很多五四前后的进步刊物如《新青年》《创造月刊》《太阳月刊》《语丝》《莽原》等，受何干之、朱伯廉等进步老师影响，阅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如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艺术论、社会学的译著，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1年受聘为《台山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32年春因发表了《浅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等文章，被解聘。但只有19岁的雷石榆并不气馁，出版了第一个文艺理论论文集《在文化斗争的旗帜下》（1932年台城同文印书馆出版），以后一直未停止过文艺理论的思考写作。在日本时期成为“左联”成员，参加了“左联”东京分盟爱国反侵略文学斗争，回国后投身抗日洪流，他也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新写实主义引入台湾，并引发台湾文坛大讨论的人。抗战以来，文艺大众化问题、抗战主题文学的创作问题、民族形式问题、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问题等讨论，雷石榆都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部分收入到《文艺一般论》（1946年在厦门结集出版）。

雷石榆认为：“社会的矛盾听从历史发展的规律，物质生活的有限性、片面性又是受着社会矛盾的制约，故此艺术也依据着各阶层的生活形态而产生各种艺术形式。”“作为经济集中地表现的政治，尽其能力的强度渗透到它所属范围的各个领域去，而文化又跟着政治的力量而发展。”他明确“文学是实在的活的再现，是现实的灵魂的反映，是现实的生命的升华。文学表现人生，指示人生，导引人生”，毫不讳言“文学本质是带有教化目的的，也往往带着政治的色彩”。因此“文学是不能超现实地创作，也不能没有任务之感而创作。因为文学不但反映现实而且指导现实；一个优秀的作家，必然深入现实创作出比现实更高的东西”^[20]。他说：“我们创造的艺术，并不是自己的欣赏品，而是用来启发大众、教育大众、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并武装大众的头脑的。而同时也是表现时代特质，斗争的种种事象，特别是我们民族解放的历史意义。”^[21]“具有伟大艺术价值的作品，可以陶冶人的情操，锻炼成卓越的思想，推动向积极的实践，扩大而至移风易俗，甚至影响到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他提出，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创作中，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从时代的新需要出发，把握现实，与民众相结合。他反对脱离实际脱离民众的梦呓，对一些作家“面对头顶上的枷锁和枷锁下的大众生活，依然隐着身低唱着与时代无关痛痒的调子”提出尖锐批评。他说：“对那种忘却战争的现实，无视战争中苦难的人间种种社会相，而潜心创造所谓无时空限制的纯艺术的主张，必要以木铎敲痛他们的脑袋。”文学创作要反映现实，批评脱离实际的伪文艺创作，要“现实地写，从大众生活中择出所要表现的主题”^[22]，并对那些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讥讽抗战文学是新八股文学的观点进行驳斥。他说：“艺术不是单纯地为了生活的慰藉，而是为了充实生活，加强生命力，使人生有光辉，向上地发展。”“最伟大的现实的艺术，使人们在黑暗中看见光，在丑中看见美，在气馁中看见伟大的斗争之力。”“艺术能使人类的精神提高，心灵美化，生活积极化，生命充满光和力。这样才了解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从而为更高更大的理想而战斗下去。”^[23]在民族危机的时候，雷石榆指出“在这个国将不国的次殖民地上的我们，更需自觉地执起自救和救民族的武器”，“用艺术统一自己，用艺术去打击敌人，那是我们忠实于时代的至高的责任”。^[24]对大后方的文艺发展，他认为，抗战以来的文学革命诗歌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诗歌工作者尽了喇叭手和战士的最大贡献。同时尖锐指出，真正表现这如火如荼的现实的小说和戏剧却非常少，正是因为那些迎合小市民的趣味的写作者，多游离于现实的外壳之故。^[25]回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中华民族空前血难和不屈抗争的史诗性作品的缺失，深深感到雷石榆先生的批评是多么准确深刻。

雷石榆主张文化工作者要加强自我教育深化修养，更重要的要尽一切可能的广与深，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把握现实的脉络，体味各阶层的语言、习惯性格，在目前，更要体味一切战斗的动人情景。去广泛采集民间文学（口头传说、歌谣、词曲等）作为推广及提高人民教育的一种手段。^[26]他同情劳动者，他说“最褴褛的人是最勤劳的人，或是失去生活工具的最可怜的人，说风凉话是坏透了良心。从社会问题联系到抗战建国的事业去努力改革创造，才是有用的人”。^[27]他嘲讽“一些艺术至上主义的糊涂虫呻吟着：写抗战建国不过是新八股，有艺术价值的东西全靠个人的烟士披里纯（灵感），即使烟斗上腾着袅袅的烟也可描写成为一首好诗。如果诸位相信这般鬼话，在厕所里闻着安摩尼亚味（氨气）也可以产生杰作了”。^[28](www.daowen.com)

关于诗的创作问题，他认为“诗人要把握的前提——劳动产生了艺术，人类社会的进化，记下了变革的历史，那历史上载着各阶级的不同的文化。诗歌也就必然反映各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历史的阶级性，现实的多面性、复杂性、必然性非必然表现在创作（诗）上不可”。要清楚地认识，“透视现实就要借用科学的显微镜——正确的世界观与唯物的辩证法。在现今大转变的时代，伟大的现实需要我们去掘剔、表现。睁开广阔的视野，选择现实的积极性的主题，观察社会的种种现象，透视现象本质和把握住历史的动向，广泛的，再在创作的实践和深刻的认识中去开拓‘新’诗的境界”。^[29]“诗歌创作的实践要和整个文化的、政治的、教育的及斗争的活动联系起来（至少加以深切的注意），才能产生充实的作品。如果单是为了发泄主观的烟士披里纯^[30]，为了利用旧形式而创作，不但不能达到大众化的成果，只有陷入庸俗化的泥沼。”^[31]“希望诗人练成为最坚实的大众的歌手，推动变革队伍里的优秀的乐员。”^[32]“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文化斗争中，诗歌是警钟，是喇叭，是战鼓，是战斗机，是机关枪。一切有正义感，有抗敌救亡意志的诗歌作者联合起来，像着共同的目标迈进”^[33]，团结一致共同抗战。

雷石榆主张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融于我们的创作中，批判消化民族文化的遗产，“掘取民间文学精髓丰富口语的使用，开展地方性诗歌，为使诗歌更广泛地深入大众之间，强调地方性诗歌研究、创作与实际应用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民族形式的重要一部分，也是发展全面大众化的条件。运用各地各民族民间文学形式，如山歌、歌谣、小调、道情等特点，使我们的理论，创作实践以及大众启蒙的教育运动相一致”。^[34]

《文艺一般论》汇集了雷石榆在抗战时期撰写的主要文艺理论文章。1943年应朋友相约，交于重庆建国书店拟出版。由于战乱，最后于1946年在厦门出版了上册。书中反映了雷石榆从文艺教学和创作实践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总结出文艺创作的规律及其功能，阐述了文学与人生、哲学与文学、文学的任务、文学的功用、生命与艺术、艺术修养与创造等一系列问题。《文艺一般论》很多观点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英雄所见相同，而雷石榆的文章发表的时间早于讲话。他的观点不仅在40年代，在今天仍然有其深刻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