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在晚明史研究中充分发挥史学致用功能，采用唯物史观的治史理论与方法，突破了过往以政治军事为主的研究格局，拓展研究视野，将晚明的对外关系、海外贸易等均纳入其中。同时，他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既从整体上对明末的社会与政治形势进行阐述，分析南明各政权的历史地位和阶级实质，又从社会阶级性质及关系的角度分析明末农民运动的成败教训等，有力回击了过去长期存在的简单的“流寇”叙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左翼文化阵营有关晚明史研究的水平和特点。^[30]

翦伯赞抗战时期的明史研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学界，一些学者不同意他的某些学术观点，与之展开了学术争论；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突出的现实战斗性也让国民政府当局对其十分警惕，对其进行额外的“关心”。

第一，在学术讨论方面。翦伯赞在这一时期的明末史研究上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面对清军的入侵和统治时，明朝政府应将政策重心由内转外，团结国内各方势力，集中精力抵御外侵，特别是应停止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部队的剿杀，转而招抚“流寇”，共同抗敌。例如，在《辽沈沦陷以后的明王朝》一文中，他指出，明朝政府若能接受三边总督杨鹤招抚流寇、共抗后金之议，则明朝政权还是可以挽救的。然而杨鹤却因此谏言而下狱，远戍袁州。假使能用礼部侍郎文震孟“抚绥实政”的建议，一面减轻剥削，一面招抚“流寇”，则不但剿寇的兵力，可以解放出来，流寇的力量，也可以转移为抗清的力量。^[31]在《桃花扇底看南朝》《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等文中，他也说，当福王即位之时，清军尚不过占有河北、山东。太行以西，大河以南的广大领土，完全为明朝所有，而且福王政府尚拥有庞大的军队。假使福王政府能顾念国家危机，朝野上下团结一致，刷新内政，重整军备，进而招辑流亡使其来归，共抗清兵，则收回河北，恢复北京，非不可能也。^[32]

对此，李树桐持不同意见。在李树桐看来，首先，明廷不是不愿意招抚“流寇”。明廷对“流寇”虽时有征剿，但是从未放弃招抚之议，为对内求团结，优容宽大。但是对明政府为攘外而先安内的苦衷，流寇丝毫并没有体会到，所以明廷虽然诚心招抚，结果并无成效。其次，是“流寇”毫无国家观念，不受招抚，不肯在明廷指挥之下，一致抗清，“狼子野心，势难驯伏”。例如，崇祯十一年，李自成见到明廷招抚的檄文，开口谩骂，“他丝毫不体会明政府为集中力量对外而招抚的意思，反而乘国家的外患严重之时，作大集其众的好机会。这是李自成没有国家观念一个有力的例证”。崇祯十五年，清分兵入塞，有众七十万的李自成眼看清兵的南下，而绝无共同御外的表示和行动。“流寇大起以后的明廷，因感到对清的棘手，对流寇极力采取招抚政策，而流寇反利用明廷内外不能兼顾之机会以攻明，且利用‘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以遂其夺取政权的野心，结果明廷虽被推翻了，确遗清兵坐收渔人之利的机会。”最后，李树桐似有所指地说：“‘前事之覆，后车之鉴’，‘后之观今，尤今之观昔’，读到明亡的历史，不禁使人触目惊心，不知翦先生以为然否？”^[33]

第二，在思想文化战线，翦伯赞的明史研究文章从侧面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腐朽政治和对敌妥协政策，虽然这都是史论，但也引起了国民政府方面的注意。有人曾总结道，“翦老的文章明明是写南明政权的黑暗腐朽，他们却认为是揭露批判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明明是写明统治者对于农民军将领打击迫害，他们却认为是抗议、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犯和屠杀；明明是写李定国、李来亨等部农民军的抗清斗争，他们却认为是歌颂八路军、新四军在奋勇杀敌。总之，他们心怀鬼胎，心惊肉跳，你写什么他也怀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34]据翦伯赞长子翦斯平先生回忆，1940年的夏天，翦伯赞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是陈立夫邀他当天晚上到中统局大本营去谈话，明确告诉翦伯赞“在重庆讲马克思主义是不适宜的”，“谈话拉得很长，开始陈立夫吹捧了我父亲一阵，接着又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和父亲谈了一些历史上的学术问题。最后，陈提出请父亲用‘唯生论’的观点写一本书，并且好像很关心的对父亲说：‘你最近发表的几篇历史论文，大家意见很多，对你很不利，不要批评政府嘛！’陈要求父亲以后写文章，最好用‘唯生论’的观点。父亲婉言拒绝了，并告诉陈，对‘唯生论’还没有研究。多少年来，他一直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父亲很直率的告诉陈，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啊！在整个谈话中，陈采取了利诱、威胁的手段，但都没有达到目的”。最后在聘请翦伯赞讲解《中国通史》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电话帮助下，双方方才结束了这次分歧很大的谈话，翦伯赞回到冯玉祥家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35]翦斯平还回忆道，翦伯赞向《群众》半月刊投《桃花扇底看南朝》时，因担心邮寄被扣，文稿是由翦斯平送去的，署名笔名“商辛”，则取其“伤心”的谐音。文章发表后，大家争相读阅。“以后，父亲又写了许多历史论文，但不是被删，就是被扣。一篇《杜甫研究》就被删掉六大段，《群众》杂志只得用‘开天窗’的办法发表。另外，关于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和永历时代的两篇文章，则根本不准发表。可见，当时的斗争环境是多么复杂和艰苦。”^[36]

第三，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毋庸讳言，抗战时期翦伯赞的明史研究充分体现出了经世致用、现实警戒的中国史学传统，在激荡的抗战风云时代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有学者曾评价道：“他在文网严密、特务横行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用以古喻今的方法，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而写的一些文章，尽管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认识水平，有若干不足之处，但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是不容抹杀的，而政治意义则是巨大的。”^[37]著名史学家侯外庐也曾说：“我所认识的翦伯赞，既是严谨的学者，也是出色的鼓动家”，“伯赞兼备精深的史识和高尚的史德。他忠诚党的事业，也忠诚于历史本身”。^[38]但是，随着战争风云的消散和学术语境的变迁，翦伯赞本人似乎不愿重提，或者不太认同当初的做法。例如，翦伯赞后来曾说：“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且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39]一些学者也不愿提及翦伯赞明史研究的现实战斗性——“此文是否有忤于国民党反动派呢？这是很难说的。就文章本身来说，是写距离当时有二百七十多年以前的史事……是一篇很好的学术论文，并无一字涉及国民党或其政府。”^[40]但是，对此必须指出，首先，翦伯赞此语主要针对的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用简单的历史类比来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的现象，反对的是简单庸俗的“借古说今”。翦伯赞以自己为例，坦诚开展自我批评，无非是想对当时50年代历史研究中的简单比附影射等做法，进行更有说服力的批判。其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根本上讲，历史学家无从躲开现实，历史研究总是与现实紧密相连，“没有某种政治信念和现实追求，就没有历史学家执意要弄清某些真相的动力”，“学术可以而且应该独立于政治，但学术无法脱离于政治”。^[41]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时下一些人热衷“为历史而历史”，提出远离“现实”、回避“时代”，也不能因为翦伯赞自己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情境里对以前的学术之路所做的上述自我批评，就否认甚至轻率否定这些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研究成就，以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承载的现实战斗作用。

【注释】

[1]就笔者阅读所见，过往学界主要对民国时期柳亚子、谢国桢、朱希祖等先生的晚明及南明史研究，以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等，关注较多。而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翦伯赞研究学界，对翦伯赞先生的明末及南明史研究都未有专门系统的成果。

[2]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序》，文风书局1943年版，第3-4页。

[3]翦伯赞：《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载《翦伯赞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13页。

[4]翦伯赞：《论明代的倭寇与御倭战争》，载《中国史论集》，文风书局1943年版，第196页。

[5]翦伯赞：《论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载《中国史论集》，文风书局1943年版，第164页。

[6]翦伯赞：《抗战的过去及其前途》，载《翦伯赞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

[7]翦伯赞：《实行全民精神总动员——拥护精神总动员纲领》，载《翦伯赞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8]翦伯赞：《反汉奸斗争》，载《翦伯赞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122页。

[9]翦伯赞：《论明代的阉宦及阉党政治》，载《读书月报》第2卷第7期，1940年10月。

[10]翦伯赞：《论明代的倭寇与御倭战争》，载《中国史论集》，文风书局1943年版，第196-216页。

[11]翦伯赞：《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载《中苏文化》第6卷第2期，1940年4月。

[12]翦伯赞：《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伟大的变革——纪念抗战两周年》，载《翦伯赞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13]翦伯赞：《论解散抗日团体》，载《翦伯赞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111页。1939年8月17日，针对国内妥协气氛，翦伯赞去信友人，相互勉励道：“历史不断给吾人以种种困难，目前中国还在大危机中，妥协空气之高扬，几乎以压倒一切之势而到达顶点，是则有赖于吾辈之更大的努力也。”（欧阳敏讷：《翦伯赞致欧阳敏讷的十三封信》，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

[14]翦伯赞：《论明代的阉宦及阉党政治》，载《读书月报》读2卷第7期，1940年10月。

[15]翦伯赞：《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载《中苏文化》第6卷第2期，1940年4月。

[16]其中，《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一文写于1940年3月，原拟收入重庆《中苏文化》第8卷第3期上，当时被国民政府出版检查机关扣压，未能发表，后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发现，后经张传玺、蔡美彪等先生的辗转复制整理，由《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刊发（参见张传玺：《〈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发表记》，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17]翦伯赞：《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载《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一），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页。

[18]翦伯赞：《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载《中国史论集》，文风书局1943年版，第242页。(www.daowen.com)

[19]翦伯赞：《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20]商辛即翦伯赞，《桃花扇底看南朝》后来收入到翦伯赞在1947年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的《中国史论集》（第二辑）中（253-273页）。另据翦斯平回忆，因为“邮寄怕扣”，该文是由翦斯平送到《群众》周刊社的，“署名是用笔名‘商辛’取其‘伤心’的谐音”（翦斯平：《湘蜀记忆——忆父亲抗战时期在湖南和重庆的战斗生活》，载《翦伯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21]翦伯赞：《桃花扇底看南朝》，载《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14日。

[22]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载《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23]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27页。在致友人的信中，翦伯赞曾充满感情地说道：“在被压迫人类的鲜血刷红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今天，在中国民族解放的大旗标示了世界史正在走向突变的今天，这种时代的伟大，往往使得一个人会兴奋得要流下眼泪来。伟大无比的殖民地奴隶和国际劳动阶级，正在世界各处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我深深地感到人类对历史创造作用的伟大，因此，我在拙著《历史哲学教程》第二版的‘序言’上，在‘群众领袖与历史’的标题下，写出了这一真理。”（欧阳敏讷：《翦伯赞致欧阳敏讷的十三封信》，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

[24]郭沫若：《历史人物·序》，上海海燕书店1949年版，第4页。

[25]翦伯赞：《论明代的倭寇与御倭战争》，载《中国史论集》，文风书局1943年版，第197页。

[26]翦伯赞：《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载《中国史论集》，文风书局1943年版，第235-253页。

[27]翦伯赞：《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28]翦伯赞：《南宋初年黄河南北的义军考》，载《中苏文化》第8卷第5期，1941年5月。

[29]翦伯赞：《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载《中原》第2卷第1期，1945年3月。

[30]何刚：《学术视野下的〈甲申三百年祭〉研究》，载《郭沫若学刊》2014年第4期。

[31]翦伯赞：《辽沈沦陷以后的明史》，载《中国史论集》，文风书局1943年版，第231-234页。

[32]翦伯赞：《桃花扇底看南朝》，载《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14日。

[33]李树桐：《与翦君论明末流寇》，载《时代精神》第4卷第5期，1941年8月。

[34]张传玺：《〈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发表记》，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35]翦斯平：《湘蜀记忆——忆父亲抗战时期在湖南和重庆的战斗社会》，载《翦伯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47页。

[36]翦斯平：《湘蜀记忆——忆父亲抗战时期在湖南和重庆的战斗社会》，载《翦伯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37]宁可：《学习翦老治学态度和方法的两点感受》，载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页。

[38]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40-141页。

[39]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载《新建设》1952年。

[40]张传玺：《〈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发表记》，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41]王学典：《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再审视》，载《光明日报》2015年1月22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