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值立场的选择上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情并重视历史上的小人物和普通百姓。他们主张，“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之外，全不重要”，社会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22]同样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上做出划时代贡献的翦伯赞在史学理论专著《历史哲学教程》的“再版代序”中也专门谈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步中的创造作用，即“历史是被群众、被革命的劳动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广大人民所创造”。翦伯赞此序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战斗性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在他看来，“还有不少的人忽视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作用，还有人阻碍着群众运动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之发展”，“在中国民族抗战中，有些人也还在鄙视群众在抗战中的作用，这些人与其说是鄙视群众的力量，毋宁说是害怕群众的力量”。所以，他从“历史发展之客观的规律性”上阐述人民群众对于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旗帜鲜明地歌颂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的英勇作战——“在抗战的二十个月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各党派之积极号召，中国的人民大众——尤其是劳苦的农民，正在百万百万地走上战场，千万千万地变成抗日游击队。中国的工人，中国的青年，中国的妇女，甚至一部分中国的有产阶级都在各种抗日的组织中团结起来，行动起来，这就表现了群众的力量在抗战中之生长与伟大。反之，没有这些群众的力量，中国的抗战，也就不能继续到今天”。^[23]

正如郭沫若所说，“《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起义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24]同样的，在抗战时期翦伯赞的明史研究中，包括明末农民运动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抵抗力量和英勇斗争占了较大篇幅，被给予了很高评价和热情歌颂，并以此“对于抗战到底，便愈益坚定更深之信念”。^[25]这与国民党政府所宣传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立。

翦伯赞对明末人民英勇抗清斗争给予很高赞扬。他指出，清统治者刚入关首先遇到的，是“闯贼”李自成所领导的“流寇”在河北山陕一带所展开的斗争，其次是福王政府的督师史可法所领导的官兵在苏皖一带的抵抗，虽然二者最后都溃散瓦解，“但这两个集团所领导的斗争，尤其是前者的斗争确曾给清统治者以有力的打击，从而充分地表现了当时南明政府与人民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斗争中之坚强不屈的精神”。而到了南明唐王政权时期，郑芝龙等掌握的政府军当时虽已退到钱塘江以南，但是反抗清兵侵略的斗争仍然在江南一带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就是当时人民义勇军的到处起义。他们在保卫家乡的口号之下，展开了激烈的武力斗争，最有名的是麻三衡等所组织的“七家军”，“此外，如绩溪、黄山、太仓、苏州、松江、昆山等处，无不有人民义勇军的起义，他们或据城邑为堡垒，迎击敌人；或反攻城邑，打击敌人。在极艰苦的条件之下，不顾生死存亡，斗争到生命最后之一息。这种斗争精神在明末的历史上，写上了光辉的一笔”。最后，翦伯赞以悲壮的“嘉定之役”“镇江之役”等为例，说：“这些人民义勇军，由于没有获得当时政府的支持，由于没有在彼此之间取得必要的联络，由于战术与战略上的幼稚，以致都先后为清兵所消灭，但他们英勇赴敌，百折不回，鞠躬效命死而后已的精神，实足以照耀千古，永为后代中华女儿的模范。以视当时唐王与鲁王领导之下的军队，逃窜海滨，委土地人民于不顾，何啻霄壤。”^[26](www.daowen.com)

在《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一文中，翦伯赞指出，第三个政府时，如果时局严重，缙绅百官溃散，各自逃命；如果时局稍微稳定，他们则又卷土重来，争权夺利，军队或受挫覆没，或自为盗贼，政府则一月数迁，达官显宦，逃命不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顾身家性命与敌人肉搏于沦陷区域者完全为人民义勇军，尤其是广东的义勇军”。翦伯赞说：“这些忠实而又英勇的爱国人民，他们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既不知道顺风转舵而披发入山，更不甘心束手就缚而屈身为奴。他们也不假装‘南望慨叹’，更不能‘赋诗寄意’，他们只知道拿起武器，与敌人汉奸拼个你死我活。生为忠义之士，死为壮烈之鬼。他们破家起义，全发效节，或倚山结寨，或入海招兵，或化装而入敌后，或挺身而立敌前，克敌致果，杀身成仁，以视当时士大夫之懦怯畏缩，鲜廉寡耻，全躯保妻子，甚至卖国投降者，真有人兽之别。我们以是而知中国的民族正气之赖以保持以至于今日者，并非那些饱读圣经贤传、满口仁义道德的所谓衣冠奴才，而是那些下等的中国人民。惜乎，这些忠实的爱国人民，他们不是死于汉奸，便是歼于敌人。虽然，他们当时的英勇斗争，已经光辉地表现了中国人民至死不屈的反抗精神。”^[27]

除了明末之外，翦伯赞还专门撰文对宋代军民抵抗外族的英勇斗争精神给予了赞扬。在《南宋初年黄河南北的义军考》一文中，他通过记述南宋金人入侵，黄河南北的义军奋起抵抗的史实，热情歌颂广大群众的义举，指出“他们的旗帜虽然不同，而其袭击金人，保卫祖国的精神，则是相同的……这些不顾生死以捍卫民族国家的忠义之士，都是今日中国民族儿女最好的榜样”。^[28]除了南宋初年的黄河流域的义军之外，在翦伯赞看来，“目前的中国，也迫切地需要杨家将这样的民族英雄”，因此在《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一文中，翦伯赞一一详细梳理考证了杨家将故事的流传、杨家将的家世、战斗河北平原的杨延昭及其子等，指出：“杨家祖孙三代，皆为宋代保卫疆土，奋战于山西河北陕西一带。其忠勇之精神，壮烈之牺牲，悲惨之遭遇，实为当时人民所共见共闻，同声惋惜者也。所以对于杨家将的事迹，《宋史》虽有意无意记录不详，但人民是最公平的历史家，他们用传说把这些民族英雄的伟绩，很真实而生动的记录下来了。由此而知，只要是真正为国家为民族而斗争的英雄，他决不会从人民的历史读本上消灭。”^[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