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作为救亡图存主导思想的民族主义表现出多样化的形态。其中，强调生态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辅相成之关系，把生态平衡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认为“保护环境等于保护领土永恒”，对“民族领土生态平衡的破坏”，“被看作是对民族本质的直接侵害”^[42]的思想，是为生态民族主义。在生态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西北生态平衡被视为民族复兴的前提，即“必须使西北有利之自然环境，恢复过去的光荣地位，方能使此萎靡不振的民族，呈显活泼有为之精神”。^[43]由此，左公柳亦被赋予先贤提倡造林、重视环境保护的新意义。“左文襄公沿甘新大道所植的‘左公柳’”，更被视为西北近代以来在造林方面“规模较大的”成果^[44]，而广为宣扬。

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使西北旅行、考察者，对左公柳之破坏痛心疾首、口诛笔伐。如李孤帆见到左公柳“陆续被伐，致已凋零将尽”，即表示“殊可痛惜”^[45]。陈赓雅也痛批左公柳之破坏，说：“柳线所经各县，官厅不知保护，坐令莠民任意摧残，或借医病为名，剥皮寻虫，或称风雨所折，窃伐作薪，以致断断续续，不复繁盛如昔。尤其昨今所过驿道，往往长行数十里，尚无一株，荒凉满目，诚有负前人多矣！”^[46]高良佐也对左公柳所剩无几表示惋惜，说左公柳“自潼关至西安道中，零落殆尽，西安至窑店，则已斩伐无余株矣，亦可知人事之多变也”。^[47]

旅行、考察者对左公柳之衰败提出批评的同时，亦大声疾呼保护；而左公柳自身所具有的历史及其象征意义，也使各级政府无法对于左公柳的破坏熟视无睹，一时间，保护左公柳成为政府与知识精英的共识。虽然，对左公柳的保护在清末就为有识之地方官所提，并张榜告喻：“勿剪勿伐，左侯所植”^[48]。1920年，甘肃省政府亦通令泾川、平凉等22县，“将官树编列号数，责成各地方头目认真保护在案”^[49]。1927年，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制定保护左公柳之法：“令各县严饬各乡、堡头人或区董、树正等完全负责，无论新栽旧有但使发生砍损盗拨情形责令加倍或加数倍偿，刨土损根之处并即查明培土以期滋荣，盗树者准其送县重办等情到府。”^[50]但真正以法律、法规形式提出全面、具体的保护措施，则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1933年甘肃省政府颁布《甘肃省森林保护办法》《甘肃省林木采伐规则》，“以保护本省国有、公有、私有各种林木为宗旨”^[51]。具体到左公柳保护，1932年颁布《甘肃旧驿道两旁左公柳保护办法》，内容有：各县所有左公柳应由各该县政府依照自治区分段，现责成各区长点数，具结负责保护；各县长、区长无论因何理由，不得砍伐或损坏，如有上项情事，一经察觉，县长记过，区长撤惩；人民有偷伐或损坏情事，除依法罚办外，并责成补栽，每损坏一株，应补栽行道树百株，并责令保护成活。1935年，甘肃省政府再次颁发《保护左公柳办法》，其措施更加详细具体：本省境内现有左公柳，沿途各县政府应自县之东方起，依次逐株挂牌、编号（单号在北双号在南），并将总数呈报省政府及民建两厅备查；沿途各县对于境内左公柳，应分段责成附近乡、保、甲长负责保护，并由县随时派员视察；现有左公柳如有枯死者，仍须保留，不得伐用其木材；已被砍伐者，须由所在地县政府于其空缺处，量定相当距离补栽齐全，并责令附近保、甲长监督当地住户，负责灌溉保护；左公柳两旁地上土石、草皮、树根、草根，均禁止采掘，并不得在树旁有引火及拴牧牲畜行为；凡砍伐或剥削树皮者，处二十元以上百元以下罚金，或一月以上五月以下工役；如该县长保护不力，应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处分。^[52](www.daowen.com)

上述保护措施不可谓不详尽，但其成效却不容乐观，其中军队对于左公柳的摧残尤为突出。1939年隆德县政府报告省政府：“近据看树工人报告，沿途左柳，不时被军队砍伐，作燃料用……致使连抱树木，一旦化为乌有，良为可惜。”^[53]当地保甲声称：“当地驻防军队驻防时声言砍伐以备作工之用，实则以代燃料，共砍伐一百五十余株。”^[54]为防止军人摧残左公柳，甘肃省政府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多次发布训令“禁止驻军砍伐，并颁发布告特饬各处张贴保护”，“转饬各地驻军一体协助保护”。但训令效果并不明显，以致“西兰公路沿线左公柳，迭经严令禁止砍伐并切实维护在案，近据报仍有军民横加砍伐折枝锯干任意摧残”。^[55]除军队摧残外，各种国防交通建设对左公柳也多有破坏。如1935年，隆德县指责：“西兰公路工程处，近因修筑静宁县属之河桥，伐用乱柴堡之左公柳。”^[56]但总工程师刘如松，则“以各县修筑公路，对于沿途左公柳之斫伐，势有难以避免之处，特面陈主席准予通融办理”^[57]。甘新公路修筑公路桥时，“凉州以东是完全由左公柳斫伐制成”^[58]。1940年，宁定县政府也因修公路砍伐“自转嘴起至沙坡止约有八十余里碍路之树”，“其数很有几百株”。^[59]此外，各种匪患以及私人破坏左公柳之事也层出不穷。据临潭县政府1941年报告，其境内各乡左公柳“自二十五年冬遭匪后，摧残殆尽”^[60]。1935年，宁定县政府报告：“无知贫民，经常偷伐左公柳树头、枝干以供燃料。”^[61]1945年，隆德县建设科科长陈树德、苗圃主任安涛等人，借“奉准价卖公路两旁左公柳枯树”之机，乘机盗卖活树四百余株，“约合时价2847500元”。^[62]

民国时期有关左公柳保护的各类法律、法规之所以形同具文，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民国初期，西北政局混乱，各实力派凭借军事的攻伐维护自身权势。军事力量的扩充，使左公柳伐作柴薪之事屡见不鲜，即如慕寿祺所言：“召伯甘棠何人敢伐，太平景象固如是乎，忽遭世变天地翻覆向之左公柳尽被军人伐作薪矣。”^[63]时至抗战军兴，西北作为国防后方，各种交通国防建设不断发展，其对左公柳之破坏如上文所述，不可忽视。此外，政治混乱、军事攻伐亦加剧西北经济的衰败，在此情境下左公柳甚至成为活命的食物，1934年，张恨水就曾写下“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64]之句。可见在民生困顿的背景下，谈左公柳之保护，自然无异于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