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对于左公柳的描述，充斥于西北旅行书写之中。旅行、考察者倾心于对左公柳的记述，自然与民国时期左公柳尚多存续于交通干道两旁，旅行者不能无视，有直接关系。但如对其书写内容做进一步的考察，会发现其背后蕴含有对国家复兴的深深关怀。侯鸿鉴于1935年所写《自陕至甘有怀左文襄》^[27]七绝二首，可为此关怀做一很好的注脚。

其一：自古西陲边患多，策勋自是壮山河。三千陇路万株柳，六十年来感想何？

其二：杨柳丝丝绿到西，辟榛伟绩孰能齐。即今开发边陲道，起舞应闻午夜鸡。

诗中的左公柳，成为人们追忆历史的媒介。但其追忆的内容，则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即如胡安·诺格所言：“我们的景物大部分是文化景物，是社会的产物。实际上，景物是对一个生活在特定空间里的社会的文化折射。”^[28]左公柳书写，所折射出来的正是国人对左宗棠认知的变迁与建构。

对于左宗棠的认知与评价，始终存有功利主义的色彩。清末时期的官方和文人，曾高度评价和颂扬左宗棠一生的功业。但随着革命的兴起，革命党人出于反清的需要，对于“中兴名臣”左宗棠基本上采取一边倒的批判态度。邹容曾指责：“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真，斯固无足论者。”^[29]“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左宗棠又因其一生敢于抵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边功”，再次备受赞誉^[30]，这在侯鸿鉴的第一首诗中有所体现。时人还表示：“我们生当今日东北沦陷西北强邻环伺之际，缅想数十年前平定回疆震慑英俄野心的文襄，诚不胜其追仰之感。”并解释说：“我们不必因为左公是太平军的对手，而躲避着不予阐述其当时的功绩。何况他的报国的事业，有过于平定内变以上，而有慑服边疆的劳勋呢？”^[31]更有国人认为：“左宗棠可列入近代世界人物之林，他与统一意大利的加富尔、统一德意志的俾士麦同时代……如果他生在当时的意大利或德意志，无疑地他即成了加富尔或俾士麦。”^[32](www.daowen.com)

在民族主义的鼓荡下，左宗棠抗击侵略、守护边疆的伟绩，无疑成为抗战宣传的最好素材。西北旅行、考察者正是借对左公柳的书写忆古讽今，激发国人对左宗棠伟大边功的回忆，为救亡图存提供思想动力。朱敩春就曾表示：“清末新疆内忧外患，交相迭起，幸而有左宗棠领兵西向，平定危局。……现在甘新道上，见到合抱的柳树，还可以想到左氏经营西北的功绩。”^[33]范长江也感叹，左公柳“古老苍劲，令人对左氏之雄才大略，不胜其企慕之思”。^[34]钱公来更借诗抒情，曰：“路柳通绝塞，婆娑战北风；左公今已往，剩此纪边功。”更有“柔条发老干，婀娜笑春风”^[35]一句，表达无限的期许与希望。罗家伦于战时途经西北，所作“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36]等句，亦有借柳喻事之意。

左宗棠形象的变迁，除因其“西征”的武功足以激发国人抗敌守土的爱国热情外，其对于西北的经营，亦与抗战时期兴起的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西北开发思潮不谋而合。在“开发西北”之声高唱入云之际，对西北的旅行、考察达到了高潮。其动机不在蹑蹻担簦、探奇选胜，而意在通过全面的调查为西北开发献计献策，即所谓：“开发边疆，倘若事先缺乏详细的调查精确的统计，一定不能收按图索骥而通盘筹划之效，难免顾此失彼格格不入之虞”^[37]。

当满怀西北开发思想的旅行、考察者，遭遇“左公柳”这一由左宗棠主持的近代第一次西北开发的遗物时^[38]，其寄兴抒怀之情自当油然而生。侯鸿鉴的第二首诗中“即今开发边陲道，起舞应闻午夜鸡”，正由此而发。除此之外，喻西北开发之情于左公柳之景的书写，不绝于书。如黄秉慧总结左宗棠建设西北的诸多功绩后，感叹：“公路两旁的左公柳，至今尚绿森森的点缀着西北的原野，但据说年来是日渐的减少了，这替我们说明了什么呢？追怀左氏创业的艰辛，能不黯然？”^[39]周开庆更对西北开发成效之微，左公柳惨遭伐斫痛心疾首，他说：“十几年来，开发西北的呼声，高唱入云。而按之实际，成绩何在？不但不能继承宏规，加以光大，甚至连左公所遗留下的一点基础，都渐渐的加以摧残！……我们这些后辈的不肖，我们这些后辈的无能，我们愧对左公，我们更追怀左公！”^[40]

由上可知，作为社会的文化折射，景物本身会逐渐符号化，成为文化的载体。此种文化可以是历史记忆的积累，亦可是对具体理念的追求。在此意义上，景物的符号化是一个不断的意义建构过程，“充满了体现人的经验和追求的地点”，“变成了意义的中心，是表达不同思想、意识形态和感情的象征”。^[41]由此，伴随着国人对左宗棠认知的变迁与建构，“左公柳”被符号化为时人追忆左宗棠丰功伟绩、激励国人开发西北的纪念碑，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