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物”一般指可供观赏的景色和事物，清末以来由陕西进入甘肃、新疆的旅行者最津津乐道的景物，莫过于大道两旁“引得春风度玉关”^[3]的左公柳。左公柳以“左公”命名，乃因西北人民感怀左宗棠“新载杨柳三千里”之功绩，实则左宗棠当时号召军民栽种的树种有旱柳、榆钱、小叶杨、新疆杨等多种，只因旱柳栽植最多，故得此称。^[4]

至于左宗棠栽柳之动机后人曾有多种解释，如美国探险家兰登·华尔纳，20世纪20年代到中国西北考察时，曾指出左宗棠制定“在大西北重新植树造林的巧妙计划”，乃为解决其“经费超支危机”，“左总督用这笔申请来的巨款使这条大西北的道路绿树成荫，作为对他的主子君王统治树立一座永久性的纪念碑……已获下拨的这笔钱中的相当一部分却堂而皇之地被整个隐匿了下来”。^[5]华尔纳对左宗棠借植树之名骗取、贪墨经费的指责，难免有臆测之嫌。因左宗棠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奏折中，已指明“栽种树株”，“诸工程皆设防、护运之余率作兴事，未可与工部例章并论，且不列款请销……而工成犒劳酒食本与军需赏耗不同为数又微，业经酌提各营截旷款下支用并未开报正款”。^[6]从操守上看，与左宗棠同一时代的陈其元曾指出：“左爵相自奉甚俭，所得养廉，除寄家用二百金外，悉以赈民。”^[7]

此外，民国时期秦翰才从功用的角度，解释左公柳之栽植：“文襄公的筑路，便从潼关开始，由东而西，横贯陕甘两省。……路旁植树一行两行，乃至四五行。在文襄公的用意，大概有三点：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的荫蔽。”^[8]张杨明认为，左宗棠见西北“地形复杂，恐怕后面继续来的人迷路，植柳作为标帜”^[9]。树木具有的诸多功用，可能是促使左宗棠实施植树的直接原因。但此行为深层次的思想动机，应源于其对“经事致用”思想的信奉。左宗棠曾在《与谭文卿》信中提到：“自戊戌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设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师行所至，辄教将士种树艺疏，为残黎倡导，并课以山农泽农诸务，故劫余之区，得稍有生意。”^[10]特别在“西征”途中，见甘肃“千里萧条，东路各属地居冲要荒废尤甚”，“饬各该防营”次第修桥、种树^[11]，且“所部均南方农民素习工作，而营哨各官又皆勤朴之选，于分防护运之暇亦各以耕垦、种树、沟洫为课程”^[12]。植树成为左宗棠兴农以拯民生的重要内容。考虑到兵燹以后，人民“棲身无地糊口无资焉有余力种树”，“乃饬所部兵士栽种官树以为士民劝”^[13]。(www.daowen.com)

左宗棠植树之广，深为时人赞誉。刘锦棠曾指出：“官道两旁树株遍植，迄今关陇数千里柳阴夹道行旅便之。”^[14]清《西笑日觚》记载，左宗棠“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15]。1877年冯焌光途经甘肃泾州时写道：“自此以西，夹道植柳，绿肥荫蔽天。”^[16]1911年，袁大化赴任新疆途中，曾描述说：“回望陇树秦云，苍茫无际，驿路一线……长杨夹道垂柳拂堤，春光入玉门矣。”^[17]至于左宗棠植树范围，其在《防营承修各工程请敕部备案折》中曾有记述，其中，会宁属境，种树二万一千余株；安定属境，种树十万六千余株；金县属境，种树四千四百余株；皋兰属境，种树四千五百余株；自陕西长武县界起至会宁县东门外止，共种植成活树二十六万四千余株；柳湖书院种活树一千二百余株；平庆泾固道署内外种活树一千余株；环县属境种活树一万八千余株；董志县丞及镇原县境种活树一万二千余株。此外，狄道（今临洮）北，栽树一万三千株；大通县属，栽树四万五千余株；平番县（今永登）境栽树七万八千余株。^[18]自嘉峪关至兰州，除碱地砂碛外，“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拱把之树，接续不断”^[19]。而“兰州东路”，所种之树更是“密如木城，行列整齐”^[20]。

“左公遗泽”不但为同时代的人所赞誉，时至民国，凡到西北旅行、考察者，也无不对“左公柳”这一景物有深刻印象，并诉诸笔端。如1913年，旅者见：“平凉以西，左公柳夹道断续，拳曲瘠薄。”^[21]著名记者范长江，于20世纪30年代在西北所见：“六盘山东西两面大路，还存着不少的夹道杨柳，皆为左宗棠当日之遗留。”^[22]高良佐于1935入甘肃境，见“驿树夹道，迎风而舞……号曰左公柳”^[23]。陈庚雅视察西北途中，亦见静宁、隆德间“沿途杨柳，不绝于目”，隆德、平凉间“左公柳连绵不断”^[24]。徐盈途经甘肃窑店镇，“开始看到络绎成行的左公柳”，并指出“这点枯干了的老绿，成为近于沙漠的秦陇丘陵地带中的一点最可珍贵的颜色”^[25]。1939年，李孤帆由兰州赴西宁考察，见“途中尚有粗干老柳，垂丝飘杨”^[26]。除上述所举外，民国时期涉及左公柳的西北书写俯拾皆是，在此就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