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已经呼之欲出了的《再论持久战》最终并未问世。毛泽东本人或者中共中央都没有说明原因。^[15]要弄清真正的原因，可以从这样两个方向考虑：一是看毛泽东打算写作《再论持久战》的动因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二是看抗战爆发两周年之际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可能直接影响到了毛泽东的写作计划。

先看写作动因。综合毛泽东本人以及周恩来的说法，毛泽东写作《再论持久战》的动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回答“从某些方面发出的责难、挑战和质疑”；第二，阐明如何继续支持长期抗战。

第一条动因是回复“从某些方面发出的责难、挑战和质疑”。这里又有两个问题：第一，书中哪些内容遭到了“责难、挑战和质疑”；第二，这种“责难、挑战和质疑”究竟来自哪些方面。

毛泽东将《论持久战》与《论新阶段》并提，认为有人不同意其中的观点或者提法。因此需要就《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两篇长文中所论述的共同问题进行归纳，并综合其他线索概括其中有哪些提法可能引起“责难、挑战和质疑”。《论持久战》中可能引起反对的内容或者观点主要有：

1.关于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毛泽东提到党内有些人怀疑“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些人不赞成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16]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17]

2.抗日战争三阶段论。毛泽东提出：“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18]

3.抗日战争是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19]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0]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21]

4.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22]

5.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23]

《论新阶段》中可能引起责难等反对声音的内容有：

1.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也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24]

2.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将表现于战争的三个阶段，速胜论与亡国论者都反对三阶段论，必须同时反对这两种观点才能坚持三阶段论；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包含一个过渡的中间阶段即相持阶段，它是整个政治的枢纽。^[25]

3.新阶段中正面防御是主力军，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26]

4.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应该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要在各方面起先锋的与模范的作用。^[27]

综合起来，最可能引起“责难、挑战和质疑”的问题是：在相持阶段中游击战是主要作战形式；抗战应该是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要发挥带头作用等。

关于不同声音来自哪些方面的问题。综合毛泽东在此期间的相关论述及其他人物的抗战言论，毛泽东所说的“责难、挑战和质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观点持有者、国民党内的投降妥协派、普通抗日民众。

毛泽东想回复的“责难、挑战和质疑”首先来自党内。抗战初期，基于对抗战形势以及如何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解，王明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实行的是一条不同于毛泽东的政治路线。王明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依靠统一战线”。王明对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路线的表现之一就是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反应冷淡，长江局领导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都没有转载《论持久战》。^[28]六届六中全会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批评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大会肯定了毛泽东的做法，王明的错误逐渐得到克服。^[29]

对毛泽东持久抗战、抗战必胜的“责难、挑战和质疑”也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在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前，《大公报》提出“准决战论”，其实是不同意持久抗战论。毛泽东于1938年5月13日特致电陈绍禹、周恩来等人，表示不同意所谓的准决战之说，2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坚持长期抗战》。^[30]

其实国民党高层包括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之后抗战决心是比较坚定的，持久抗战思想也基本成为国民党高层的共识。例如，1937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国庆日广播讲词，强调抗战是死中求生的一战，必须经过非常的危险和艰难，才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指出真正的胜利，必从持久奋斗中去求，决不可以侥幸而得。^[31]陈诚在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发表《对于持久战应有的认识》，明确指出要用唯一的战术，即持久战、消耗战，以制敌人的死命。^[32]

与蒋介石坚持“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争取主动”不同，国民党内始终有一部分人，他们对日动摇妥协，对共产党积极防御、频起摩擦。他们不满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及其不断发展壮大，甚至不满于毛泽东系统阐述的持久抗战思想，都可能提出“责难、挑战和质疑”。

普通抗日民众对于毛泽东持久战思想的某些具体问题也存有一定的疑惑，这种疑惑也可以归入“责难、挑战和质疑”。例如关于中国抗战是否存在战略进攻阶段的问题。毛泽东当时主持编写《抗日战争丛书》，他答复时任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的郭化若说：“抗日战争当然没有什么战略进攻，只有战役反攻及战略反攻，是整个战略防御中积极的部分，靠此部分战胜日本，通俗地说，谓之进攻当然也是可以的。”^[33]还有关于何时进入相持阶段的问题。现在一般认为1938年10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即表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其实当时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对此可能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认识。^[34]所以，抗战初期，普通民众对于何时进入相持阶段、相持阶段将持续多长时间等并不明确。如1939年7、8月《抗敌报》的“读者论坛”曾对抗战阶段问题进行讨论。^[35]1939年10月21日《抗敌报》登载的边区各群众团体发表的告同胞书中甚至还指出“在抗战已经坚持了两年，瞬将转入相持阶段的今天……”^[36]认为1939年10月相持阶段还未开始。

总之，毛泽东打算回复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可能来自国共两党以及抗日群众三个方面，而问题主要涉及抗战三阶段论、中国抗战的主要作战形式、国共合作等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如何看待时局，如何支持持久抗战。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有一种危险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严重，其重要性完全超过了他原本打算予以解答的这些问题。这个危险就是抗日阵线中的妥协问题，或者说如何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积极维护者。不过，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后的两三年时间里，毕竟国民党是抗战主力，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也一直是“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在国民党事实上变成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之前，中国共产党一直担心国民党内的妥协破坏力量，这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有明显体现。从写作《论持久战》到1939年7月参与修改《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毛泽东一直担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实际上就是担心担任抗战主力的国民党阵营内的妥协动摇以致分裂投降。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他表示：“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37]到写作《论新阶段》时他重申：妥协危机严重存在，但能够克服，因为亲日派究竟没有多大的势力。^[38]随着战局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土被占，国民党投降的可能越来越大：1938年底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投敌、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攻”的方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样，到1939年6月毛泽东写作《反对投降活动》时他对于投降和内战的危险看得更透彻、更急迫。他指出，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是：日本加紧执行诱降政策、国际投降主义者积极活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更加动摇。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三个方面。^[39]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强调，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反共活动则是国民党准备投降的步骤。毛泽东认为这种情况与六中全会召开时已经不同了。六中全会召开时，虽以反投降为第一条，但投降的可能性实际没有现在严重。经过八个月的发展，时局变化到反共、投降最为严重的时候了。所以，现在增加了新的具体的任务，即用全力反对投降。^[40]1939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发表，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重要特点和可能的趋向，是存在对日中途妥协与分裂国共合作这两种最大危险。

简言之，由于时局变动，国民党可能投降成为最大的危险，全力反对投降自然成了当前的最紧要的任务。与这种危险、这一任务相比，某些方面发出的“责难、挑战和质疑”以及对之进行回复就不那么重要、紧迫了。

毛泽东打算写作《再论持久战》的第二个动因是阐述如何坚持持久抗战。按照周恩来的理解，如何坚持持久抗战，主要就是如何坚持敌后游击战。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日妥协与对内分裂的危险加大，如何坚持抗战的中心问题变成了如何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抗战各方面的进步“中心关键系于全民族的团结，全民族的团结系于各党派的合作，各党派合作的中心，决定于国共两党的关系”。^[41]与如何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核心问题相比较，如何坚持敌后游击战特别是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的问题自然就显得次要一些，因为那是在维护国共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中共内部的问题。

第二个思路是看抗战爆发两周年前后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直接影响了毛泽东的写作计划。

一是国民党要员纷纷撰文。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意识到这场战争将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转机。每逢抗战爆发周年以及中华民国国庆日都有重要文件发布并且会邀约、指定政府各部门负责人撰写专门的总结。其中全面抗战两周年的1939年，国民政府就组织编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书画。如《战斗的两年》小册子，共收录13篇文章，包括顾祝同撰写的《抗战胜利之必然性与我今后应有之努力》；冷欣撰写的《胜利的两年》；周绍成的《两年来的中国政治》等。这些文章对于抗战两周年以来政治军事的回顾与反省以及如何继续抗战等问题都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国民党以抗战主力之地位、运用执政之便利，组织关于持久抗战的宣传与动员。毛泽东若再写《再论持久战》，有可能喧宾夺主、掠人之美了。

二是中共中央正加紧准备《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等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在7月3日和7月6日两次开会讨论相关文件的准备并决定由毛泽东、秦邦宪负责修改。参与讨论并亲自修改相关文件，一方面可能使毛泽东觉得时间不够，影响到他写作《再论持久战》。另一方面，他有可能在中央文件中运用他已经收集的材料表达他本来打算在《再论持久战》中要阐述的主要思想。

综上所述，主要由于时局的变化发展，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可能性增加，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危险；而克服这种危险成为最紧要的任务。因此毛泽东没有答复“从某些方面发出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再论持久战》没有写出。不过他的主要思想得以体现在1937年7月7日公布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中。^[42]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在日寇策动下，汉奸汪精卫之流，公然匍匐敌前，粉墨登场，为和平之狂吠，作卖国之掮客。当前抗战形势中的两种最大危险就是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只有认清这个特点、克服这个趋向，才能使抗战获得胜利。^[43]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主要就是向国民党诸同志“一论目前抗战局势及如何支持长期抗战之具体方针”。在抗战局势方面，中共中央分析了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投降与分裂的危险成为两种最大危险。文件对国民党的防共限共反共政策进行了分析批驳，指出“反共即是投降之必然的实际准备”，驳斥了反共说的三条“所根据之理由”，还分析了反共派对于整个形势的各种错误的估计。关于如何支持长期抗战，文件指出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呼吁“必须实际的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这种支持抗战的一般方针较之于毛泽东打算在《再论持久战》中阐述的如何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具体做法，自然更为重要。

【注释】

[1]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收藏有出版最早的《论持久战》单行本，系由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辑、解放社于1938年7月出版，共103页。见刘庆礼《指导全国抗战胜利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刊于《沧桑》2009年第5期。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机关报《抗敌报》从1938年9月10日开始在第一版刊登七七出版社启事，称：毛泽东《论持久战》将于9月25日出版。七七出版社其实就是《晋察冀日报》社。见《晋察冀日报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473页。

[2]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为《论持久战》英译本写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见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3]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9页。

[4]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5]《战斗》周刊第23期，浙江余姚，1938年9月3日出版。见《抗战期刊汇编》第20册。

[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92页。

[7]《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报告——论新阶段》，见《抗战期刊汇编》第33册第562页，第34册第52页，第35册第803页。(www.daowen.com)

[8]边区最近出版物统计，其中第三类为单行本类。《论新阶段》有两种版本，铅印本由抗敌报社出版，油印本由阜平民教馆出版。见《抗敌报》，1939年6月27日，第四版。

[9]1943年10月中央晋绥分局印制《毛主席三大名著》，包括《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1944年1月5日，中央晋绥分局发出关于学习与发行《毛主席三大名著》的决定。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90页。

[1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17页。

[1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28-12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3页。

[1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29页。

[14]《晋察冀日报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页。

[15]由于事务繁忙而延宕甚至最终取消写作计划的情况并非少见。毛泽东在1940年12月13日，出席政治局会议时说准备写一篇文章，主要解释三个问题。这篇文章最终也未写出。但笔者相信还是有特殊原因的。

[16]《论持久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页。

[17]《论持久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6页。

[18]《论持久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页。

[19]《论持久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7页。

[20]《论持久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5页。

[21]《论持久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7页。

[22]《论持久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9页。

[23]《论持久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页。

[24]《论新阶段》，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8页。

[25]《论新阶段》，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9-592页。

[26]《论新阶段》，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1页。

[27]《论新阶段》，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9页。

[28]中共中央将《论持久战》寄给长江局，王明以文章太长为理由未在《新华日报》刊发。见周国全等《王明评传》。另外，郭德宏先生指出，王明认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来自斯大林，毛泽东不过将其具体化和充实了内容而已。他还把他的意见转告季米特洛夫，所以《论持久战》一文也没有能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见郭德宏博客“冷眼观史”。

[29]1945年6月，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落选。10日，毛泽东就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讲话，特别提到：1937年11月底，王明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而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带回来，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毛泽东的讲话揭示了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之后，王明等人的错误得以克服，《论持久战》的积极影响得以扩大。见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30]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902页。

[31]《蒋介石二十六年国庆日广播演词》，载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政治·抗日战争》第277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40-341页。

[32]陈诚：《对于持久战应有的认识》，载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政治·抗日战争》第290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77-81页。

[3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73页。

[34]1939年6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做结论，认为我之实力+敌人弱点+国际牵制=相持阶段。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第392页。

[35]1939年7月25日，《抗敌报》第四版“读者论坛”，俞宗：《目前抗战形势是紧接着相持阶段还是到了相持阶段呢？》，第56页。1939年7月27日，《抗敌报》第四版“读者论坛”，白林：《关于相持阶段问题——与俞宗君商谈》，第60页。1939年8月10日，《抗敌报》第四版“读者论坛”，松然：《“突变”与相持阶段——与白林君商榷》，第88页。

[36]《抗敌报》270期，第239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396页。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1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1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4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0页。

[42]1939年7月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和致国民党书等文件时，毛泽东发言指出，这些文件都要强调反对内战。7月6日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并决定由毛泽东、秦邦宪负责修改。《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29页。

[4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7-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