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事论》一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到自由之路”，如金春峰所指出的：“其所说‘自由’主要是从民族独立、富强，挣脱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国家之贫弱、受欺侮、不自由而言，并非讲个人之自由。”^[40]而在抗战期间论述此问题，无疑又有其时代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事论》的根本旨趣，也可以说是“抗战建国”。“所谓抗战与建国，并不是两件事情，而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从前我们总想着，抗战是抗战，建国是建国，一个是非常时的工作，一个是常时的工作。……好像是可以有一个时候，我们可以坐下，长叹一口气，说：哎呀，抗战完了，现在我们可以做建国的工作了。这一种见解，完全是错误底。”^[41]在冯友兰看来，战争对中国固然是考验，但同样是民族复兴的一大契机。一个人在战争性命攸关之时，可以发挥超出平常的能力。^[42]个人如此，民族亦然。所谓文化问题、近代化问题，不应该离开抗战建国来讨论。同样，也只有通过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才能最终实现抗战的胜利。

通过欧洲旅行和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研究，冯友兰已经在历史观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过，在抗战以前，这种影响主要还是体现为单一社会的发展问题，也就是一个社会如何由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在此基础上再讨论各个社会的横向比较。而在《新事论》中，冯友兰又吸收了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社会思想。他发现，世界各国既然并非同时从传统社会走向工业社会，那么传统社会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必然发生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他将先进国称为“城里人”，将落后地区称为“乡下人”，指出经济落后国已经成为先进国的殖民地。

冯友兰指出，本来古代中国在东亚一直处于“城里人”的地位，纵使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也只是“乡下人”自己成为“城里人”，而不能把中国本身变成“乡下人”。而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的冲击，中国成为“乡下人”，这是“一个空前的挫折，一个空前的耻辱”。虽然并未完全殖民化，但已经沦为“半殖民地”，无形中为“城里人”所控制。而西方成为“城里人”的根本原因，在于实现了产业革命。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有一位名公说了一句最精警的话，他说：工业革命的结果使乡下靠城里，使东方靠西方。”乡村传统社会日益解体，其手工业产品都被城市的工业品取代，从而依附于城市。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落后国不得不向先进国出售原料，而购入工业制成品，“所以我们中国虽有的是原料，而制成品却须往外国买。我们有麦子，而所谓洋面渐渐压倒本地面。我们有棉花，而所谓洋布渐渐压倒土布”，从而沦为经济的半殖民地。^[43]

由此，冯友兰批评东方文化优越论者，指出依靠精神文明抵抗西方不可能成功，他还举甘地为例，指出其依赖本土手工业品的经济战略“只能于五分钟内有效”。为了摆脱从属地位，落后国只有自己也进行工业化：

乡下人如果不想吃亏，唯一的方法，即是把自己亦变成城里人。我们于上文说，英美及西欧等国，所以取得现在世界中城里人的地位，是因为在经济上他们先有了一个大改革。这个大改革即所谓产业革命。因为有了这个改革，所以才使“乡下靠城里，东方靠西方”。东方的乡下，如果想不靠西方的城里，如果想不受西方城里的盘剥，如果想得到解放，唯一的方法，即是亦有这种的产业革命。这种产业革命的要素，即是以机器生产，代替人工生产。这种事情，初看似乎不过只是经济方面的事情，但是影响却是异常重大。……如果东方的乡下人，想不当乡下人，他必须有这种产业革命。英国先有这种产业革命，最先取得现在世界上城里人的资格。其次德国，其次日本，都以有这种产业革命，而陆续取得现在世界上城里人的资格。最近苏联亦以有这种革命，而取得现在世界上城里人的资格。这是我们所亲眼看见者。苏联之几个五年计划，即是这种产业革命之见诸实际者。苏联现在之所以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能在世界上有发言权者，并不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而是因为它是曾经有产业革命的国家。^[44]

冯友兰以工业化为近代社会的核心的社会思想，基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也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批评。一个批评来自冯友兰的老批评者张荫麟，他在1942年的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说，有的学者“只根据《共产党宣言》去讲唯物史观”，以为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社会是蒸汽机的发明所造成的，不知马克思后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手工业时期已经形成，然后才发生工业革命。^[45]另一个批评则来自信奉马列主义的胡绳。胡绳指出冯友兰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看可谓犯了只看生产力不看生产关系的“经济主义”错误，“照冯先生那样以为只要改变人在劳动中所使用的工具，不必有意地去改变人与人的关系，而结果一切会自然而然跟着改变，是完全不对的。如果没有生产关系乃至政治的变革，先进技术也会由于旧的生产关系的阻碍而不能推行”。^[46]前者从历史上讲，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于工业化之前，后者从政治上说，则根据马列主义，封建残余严重的社会的革命，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谋求政治独立和民众解放、扫除封建生产关系的阶段，否则是不可能实现自主工业化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两种批评有共通之处，即批评冯友兰机械地看待工业化与近代社会的关系，忽略了克服前近代因素的思想、文化、政治诸要素也是工业化的社会的前提。

不过，事实上冯友兰固然持某种生产工具决定论，但也并非不重视工业化的社会因素，何况其讨论工业化本来的指向在于讨论社会制度变迁。然而，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共通观点相左，冯友兰并不把近代社会的形成看作市民社会形成、近代的主体性从传统社会中析出的过程。相反，在他看来，个人对社会的服从关系是永恒不变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过程，是生产方式从以家为本位的小农经济向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经济变化的过程。而伴随着这种变化也发生社会制度的全体改变，从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变为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冯友兰举例说，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一生以家庭为活动空间，职业往往继承家业，生老病死也都在家庭中；而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完全可以脱离家庭生活，甚至长期住在旅馆中，生病在医院里，而去世则葬在公共墓地。冯友兰又认为，现代社会的生产社会化，理论上本可达到以天下为范围，但实际上，各国的经济都以本国的国民经济为范围。因此，现代社会的以社会为本位，事实上不得不以国家为本位。^[47](www.daowen.com)

由此，冯友兰为其道德哲学，建构起了一个历史发展的依据。他坚持他哲学思想形成以来的一贯主张，即道德的本质在于维系一个社会的存在，一个人的道德责任，无论在何种社会下都表现为对社会的奉献与服从。然而，通过论述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冯友兰关于传统道德有助于解决今日的民族危机的看法，得到更加有力的解释。他指出，人们往往指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薄弱，缺乏为国牺牲的精神，这并非由于中国人古来道德堕落，而是由于中国尚未摆脱传统社会，因此道德多以家庭为本位。传统社会中的所谓国，实际不过是君主的家。到近代社会，爱国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现实的道德。他又认为，近代国家中个人对国家的义务，远远大于传统社会，因为传统社会士人效忠朝廷，实际不过是效忠君主之家，如果士人不曾出仕，则没有为国而死的义务。而近代国家中，每个国民均有为国献身的义务。^[48]

从而冯友兰得以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进行辩护，并主张在今日加以继承和发扬。首先，冯友兰重复《新理学》中的历史主义观点，对新文化运动的传统道德批判提出批评，指出不能以今日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的观点，去批判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的道德观念。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节”是女性的重要道德，与今日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对国家的忠诚是国民的根本道德，并无本质的不同。继而冯友兰主张，中国的道德精神对于中国的近代化十分有利。因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推崇道德的价值，因此传统中国的家庭组织非常坚固。而如果今日高扬中国文化的道德价值，同样可以使得中国的国家组织变得坚固。“靠这种国风，中国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大底民族，而且除几个短时期外，永久是光荣的生存着。在这些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望及中国的项背。在眼前这个不平等的战争中，我们还要靠这种国风支持下去。我们可以说，在过去我们在这种国风里生存，在将来我们还要在这种国风里得救。”^[49]同时，如《新理学》中已经阐述的，虽然不同社会的道德不同，但有些基本道德是不变的，如“忠于职务、忠于纪律、忠于法律”，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如果传统社会毫无忠于纪律与法律的精神，则必将不能存在，何至于能延续数千年之久。所以，组织社会所需的道德是中国所本有，只要中国引入工业技术，则这些道德自然会与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相适应，促进中国的发展。^[50]何况一年多以来的战争，表明中国人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忠于国家的道德，这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向着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有所前进。^[51]

这样的近代观与道德思想，一方面固然是冯友兰吸收马克思主义后的结果，另一方面，影响这种思想的现实因素，也不可忽视。冯友兰道德观与近代化思想，可以看作是将近代化与总体战相结合的思想，也可以说是“抗战建国”的思想。

首先，冯友兰的道德论中有着强烈的战争要素。如前所述，战争中士兵行为的道德问题，常常被他用来作为道德讨论的例证。而现代战争所需要的全体国民的自觉的纪律，在当时受到广泛的重视。如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军事学者蒋百里就指出，现代战争需要士兵自觉的纪律，“真正的纪律，绝不是国家的法律，或官长的情感所能勉强养成功的，现代的纪律要由各人内心自发的”。^[52]抗战也需要复杂的组织分工协作，需要巩固的后方和经济动员，“新式的社会，更有一样要素名曰‘组织’的，这组织两字的意义，就是说一件事，不是一个人，一个机关负责任，而是最小单位（个人）各负各的特别责任，而运用上得到一种互助的成功，这就是新经济的要点，也就是国防的元素”。^[53]冯友兰对服从性道德的关注，也与这种需要有关系。他指出古代儒家思想就认为“军事以政治为本，打仗以组织为先”。《荀子·议兵篇》说：“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冯友兰评论说：“在我们这个‘全民战争’的年代，这话实在是一个自明底简单道理。仗是人打的，用人打仗而不把人组织起来，而不把人团结起来，好像射箭而不先调弓矢，驾车而不先训练马匹，试问这仗怎么打法？”^[54]

其次，冯友兰又从其近代观中，发展出对总体战与近代化关系的展望。生产社会化的需要与战时体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将带来一种倾向社会主义化的急速的近代化。他指出，战时中国的产业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国营，而且经营很有效率，这一倾向必然进一步增强。^[55]抗战以来，由于中国对外贸易被切断，外国产品难以进入，使得本土的合作工业得到发展；战时经济的需要，使得国营企业越来越多；战时需要导致的雇佣的增加，使得体力劳动者地位上升，而中产阶级地位下降，使得社会更加平均化。这三种倾向，都说明了战时体制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方向，“现在有许多人讨论，中国应当有什么样子的社会，是否须经过资本主义底社会的阶段。其实中国的社会时刻在转变中，有许多讨论不决底问题，事实依据替讨论底人早解决了”。^[56]冯友兰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是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但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生产社会化了，支配却仍然是家庭化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则实现了支配的社会化。因此社会主义社会较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程度更高。^[57]而战时体制的发展，将会带来这样一种高度的社会化。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冯友兰日后对中国革命的接受的思想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