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力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冯友兰的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而展开，他在建构其道德哲学的过程中，提出全人类组织的国际正义理念，遭到张荫麟的批评与现实的困难，最终形成了以国家为至高道德标准的思想。冯友兰从访问苏联的经验中，形成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近代化理念和道德随社会制度变迁的社会思想，并在抗日战争中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通过总体战与急速的近代化结合，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的社会构想，并认为传统道德将在其中发挥重大的作用。这种抗战建国思想的背后是冯友兰对于中国哲学的世界关怀的根本信念。

关键词：冯友兰；抗战建国；国际主义；总体战；近代化

*作者简介：汪力，男，安徽宣城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www.daowen.com)

冯友兰作为“新理学”的哲学家和开创中国哲学史论述体系的哲学史家，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积极评价。然而，如冯友兰自己所言“由于哲学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必定与政治思想不能分开”^[1]，他自觉继承“内圣外王”的中国思想传统，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也非常关心。然而，冯友兰在这方面的努力却未必得到当时与后来的论者的理解，无论是他在民国时期的政治论述和参与，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经历，都被当作哲学与政治的不幸结合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劣根性”的典型事例，受到批评。

一种典型的批判认为，冯友兰的政治思想与行动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企图“为帝王师”的心理的延续，因此必将反过来为政治权威所利用。^[2]而相对同情冯友兰思想的批评也认为，冯友兰未能理解近代民主社会形成的内在逻辑，单纯重视经济的社会化，忽略了近代理性启蒙与公民权利意识的确立。^[3]与之相对，为冯友兰辩护的论者则从一种新儒家的历史观出发，主张冯友兰的政治思想论述体现了一种健康的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并以这种立场对败坏的反传统（革命）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如是，则冯友兰对革命的同情皆出于权宜之计或民族主义立场下的不得已。^[4]

冯友兰曾自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对冯友兰而言的“兴亡”之事，无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王朝兴替，而是20世纪中国的战争与革命。诚然，冯友兰在展开所谓“新儒家”的关于儒家道德理念的永恒性的论述的同时，也肯定近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的正当性；在副标题为“中国到自由之路”的论著中，主张个人应当绝对服从于社会和国家。这些在今日无论“自由主义”抑或“保守主义”的思想照射之下，无疑都充满谬误。然而，如果回到冯友兰政治思想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思想空间中，则其具体的历史意味，未尝不能得到某种“同情之理解”。本文试图从冯友兰“抗战建国”思想的视角，以国际秩序认识和总体战思想为切入点，对此课题做一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