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广西省政府重新组建以来，新桂系蓄意改革，次年提出“三自三寓”政策。依据这一政策，广西各个领域全面进行改革。作为这一政策的重点，也是社会动员的重要手段的民团体制，也随之建立起来。民团体制是广西省政府“三自三寓”政策的重点所在，亦贯穿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项建设。在抗战时期，这一体制在社会动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三自三寓”与民团体系建设：广西社会动员的主要措施

“三自三寓”政策是广西省政府在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依据，是新桂系的重要政策，而民团体制又是这一政策的重点，贯穿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建设的始终。这一体制的建设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就已开始，在抗战时期，民团体系的建设则成为广西社会动员的主要措施，其余各个领域的动员，亦与民团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广西民团始建于1930年，于1931年改组，白崇禧任总指挥，梁瀚嵩任副指挥。后省政府颁布《广西建设纲领》，规定民团任务为：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能力。并将民团建设列入省政府理念施政计划纲要。由此，民团组织全面建立。

民团的训练并非只集中在军事方面，政治、生产、识字亦有相应的训练内容。其训练时间安排为：城厢后备队由每年3月至8月；各乡（镇）后备队由每年9月至次年3月（冬闲期间）。城厢后备队壮丁清晨出操，乡村壮丁务农，则下午出操，农闲练习。《广西通志·军事志》载：“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7月至二十五年（1936年）底，全省96个县共104万人参加了民团团兵训练，平均每县受训达1万多人。”^[23]当时广西人口约1200万，除了老幼妇女外，约有团兵300万。

民团体系的建设，除了巩固政权、有利政令推行和经济建设、减少文盲以及使一般壮丁具备一定的军事技能和知识从而成为兵员的重要来源之外，另一重要作用就是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其动员作用不仅体现在军事动员的高效，还体现在对民众抗战意识的培养与强化上。

此外，发展文化教育、通过报刊媒体开展抗战宣传、组织学生军等，亦是广西省政府重要的社会动员方式。以报刊媒体为例，在卢沟桥事变当年9月，南宁《民国日报》就对各地抗日活动做出了报道，如以下三则：

“扶南讯，本县国术师傅张连善，89岁，精通国术，壮年时参加中法谅山之役，回乡后在左右江各地任国术教师，已数十年，有门徒二三千。闻日寇侵犯平津，老人甚为愤慨，特呈省政府，愿召集门徒，组织大刀队北上抗日。”

“桂林讯，岑溪县环城乡菜园村民陈奇筹被征为运输兵，其妻高氏，鉴于暴日侵凌，深懔复（覆）巢之惨，当夫随队出征，高氏持旗送行，并以努力杀敌共赴救亡勉其夫。众谓高氏深明大义，不愧巾帼，县长特制‘女中模范’匾旗相赠。”(www.daowen.com)

“龙州讯，水口乡妇女队梁少云、杨丽霞、赵美英等16人，以日寇蛮横，迭肆鲸吞，国势阽危，如有累卵，特呈政府，准予参加前线杀敌。县政府以该妇女等，抗日救国，不让须眉，特传令嘉奖。”^[24]

这些报道一方面对民众的抗日活动起到了鼓励作用，使民众本已高涨的抗战热情更加强烈，另一方面，报道中主人公的所作所为，也为更多民众树立了榜样。通过报刊媒体的宣传，民众对于抗战和爱国有所认识，而报道中爱国民众的正面形象也会产生其效应，使越来越多的人效仿他们，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投入抗日救亡的队伍中，其中自然也包括积极参与民团和配合军队作战。如此一来，民众的抗战意识愈加强化，社会上的抗战氛围也就愈加浓厚了。

总体来看，这些方式也与民团体系密不可分。可见民团体系及其建设是广西省政府开展社会动员的主要措施，依托民团体系，广西省政府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亦造就了民众高涨且坚决的抗战意识。

2.社会动员取得的成效

以民团体系为核心开展的社会动员，在抗战时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这种成效不仅体现在军事方面，使广西抗战期间的军事动员力量和效率都大大提高，也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总的来说，这些社会动员工作在广西营造了浓厚的抗战氛围，使民众对于爱国和抗战有了充分的认识，民族凝聚力大大提高，从而为全民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除了军事动员的高效之外，其成效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培养了“尚武”的社会氛围，改变了以往社会上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民团体系的建设形成了全民皆兵的趋向，传统社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因此有所改变，在这一社会氛围的影响下，民众多以参军和参加民团为荣，使民团人数迅速增加，且得到了充分的动员。在1939年日军第一次侵桂前后，“广西全省各乡村壮丁游击队员，总数在百万以上”^[25]，此外还有大量正在组织训练的民团。其“百万以上”虽然不一定是游击队，其中多数是被组织起来执行不同任务的民团武装，但可见民众在全民皆兵的社会趋向下已得到了充分的动员。及至1944年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各地受过训练的壮丁已开始自发自愿地响应号召组织自卫队、游击队与日军作战，同时协助军队保卫地方、维护交通和通信。可见社会上以往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有所改变。抗战期间，广西各县都有抗击日军的情况，或为军队，或为游击队和自卫队，或为民众自发。以临桂为例，1944年11月当地茶洞圩组织了抗日武装“广西英勇抗日军”，收容流散的国民党军并招募当地青年组成武装力量。至次年8月，“广西英勇抗日军”与敌作战20次，打死日军20余人。12月义宁县也成立了抗日突击大队，队员200余人，至日军撤离广西，与敌交战十多次，毙伤日军11人，俘虏2人^[26]。在永福百寿县，民众也自发组织起来抵抗日军的扫荡，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20日，日伪军百余人“扫荡”该县湾里上湾村时，被游小毛、汤宗坤、汤明合、伍耀翔等数十名村民伏击，打死日伪军数十人^[27]，其余逃回县城。此外，兴安、灵川、全州等县地方志中也有诸多抗击日军的记载。

其二，提高了一般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使伪军、汉奸等势力失去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民团体系的建设不仅只是军事力量的组织，其中也包括教育的普及，包括国民基础教育的推广，以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开展。由于民团体系在动员上的优势所在，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都得到了提高，几乎所有壮丁、学生和公务员都得到了军事上的训练和思想觉悟的提高，对国内外形势有了充分的认识，民众“不仅无畏惧日寇之心理，而且有强烈之抗战精神”^[28]。这就使得民众自发地抵制日军占领广西大部分地区之后推行的奴化教育，日军组织的傀儡政权维持会因此无法得到认可，汉奸、伪军等势力自然也失去了其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广西境内并未出现成规模的伪军势力亦与此有关。在这一氛围的影响下，民众自然也产生了强烈的抗战意识，正如白崇禧1935年的演讲中所说“在广西境内，虽樵夫牧子、村妇老妪，都已知道爱国、认识抗战”^[29]，这在当时各省中实属罕见。

其三，大大提高了民族凝聚力，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抗战动员和后方建设。广西省政府的社会动员以民团体系的建设为重点，使民众在民团训练中习惯了集体化、纪律化的生活，又在基础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中提高了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民族凝聚力因此大大提高。由此，各领域的抗战动员得以顺利而高效地开展，军事上“以全省一千二百八十万人口，能够动员二百万壮丁，为民族解放而斗争”^[30]，已可以称作奇迹。而在后方，民众配合当局执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与军队作战相配合，同时开展帮工、耕种军田、建立村（街）仓以及慰问出征军人家属、为出征军人家属操办婚丧事务等后方建设活动，保障了后方的稳定。这也是民族凝聚力大大提高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