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广西民众尽管处境艰险，但仍表现出了极其强烈的抗战意识。这一意识在军队身上体现为昆仑关战役、桂林保卫战等重大战役中，中国军队对日军的奋勇抗击。而在民众身上，这种意识的表现就更为多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能看到强烈的抗战意识的体现。

其一，民众通过集体躲藏的方式，拒绝为日军提供粮食、蔬菜、肉类、布匹等物资。这些集体躲藏有些是在自卫队等力量的帮助之下，有些则是民众自发的，民间通常称之为“躲日本”。许多亲历者的口述也证实，在较为偏僻的山林“躲日本”是大部分民众躲避日军戕害最为主要的方式，桂林市民王贱妹证言称“村里大多数人都跑到黄泥岩山洞里躲藏，一直到天亮才躲进完。白天男丁偶尔下山回村里看一看，天黑又只好返回岩洞里躲藏”^[18]。诚然，这一方式是被迫采用的，但亦是民众的抗争手段和抗战意识的体现。集体躲藏期间民众尽管生活艰难，不仅饥寒交迫，还要受到野兽的侵扰，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村民周学美证言所说，“上山躲避的村民没东西吃，挨饿受冷，不得不派一些十来岁的小孩下山回村观察日寇情况，帮日军洗菜做饭，才能混口饭吃，发现日寇倒掉的剩饭剩菜、猪头内脏等食物，就及时送上山给饥饿的村民吃，艰难地维持生存”^[19]，但“大家宁愿在山上吃野菜，受野兽侵扰，也坚持不与日本鬼子合作”^[20]。而日军由于不熟悉地形，又顾虑抗日游击队、自卫队以及国民党军等力量，对于日军进村则躲进山林、撤出后又返回的民众通常束手无策。这就对日军形成了抵抗和牵制。

其二，民众对维持会这一敌伪组织的抵制。日军在占领广西大多数地区之后，也希望像在其他占领区一样，依靠包括维持会在内的伪政权维持殖民统治，故而在广西境内其占领的地区也组织了维持会，但维持会在广西却遭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抵制。日军本希望借助维持会维护其在基层乡村的统治，同时获取更多战争所需的物资，但在这一方面维持会并未发挥多大作用。这显然是与民众的抵制密切相关的——民众拒绝为维持会服务，而甘心附敌者如日军第一次侵桂期间的南宁维持会长田次廉、第二次侵桂期间的临桂义宁县维持会副会长苏章甫等人，皆遭到了民众一致的唾弃，其作为也为社会所不齿。(www.daowen.com)

其三，省政府募集军队、组建民团时，民众响应热烈。早在1935年白崇禧的一次演讲中就已提到，“当民国二十年我出巡各处的时候，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初，每问到各地的民众：敢不敢去打仗，他们都是低头不语。这真使我们有些担心征兵行不通。可是，到今天事实是大大的不同了；问到打仗，大家都很愿意”^[21]。到1939—1940年和1944—1945年日军两次入侵广西时，民众都能热烈响应当局号召，一般壮丁能积极应征参军，1939年国民政府军政部报告各省出兵人数，广西出兵四十九万人，为各省中最多。至抗战结束前，广西共有八十万壮丁应征入伍^[22]，而未参军的民众则自觉响应当局号召，参加民团，执行坚壁清野的策略，同时配合正规军作战。军事动员的效率由此大大提高。

总之，在抗日战争期间，广西民众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抗战意识，并通过种种方式抗击入侵广西的日军。这一过程当然是艰辛的，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惨重，但恰恰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民众依旧没有屈服于侵略者，才体现了广西民众抗战意识的强烈与意志的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