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在占领区的统治，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日军通常会在沦陷区组织相当数量的伪军，作为其侵略的前锋和维护殖民统治的工具。在东北、华北等诸多占领地区，都有为数不少的伪军存在。但1944年日军攻占广西之后，伪军并没有在广西境内出现，日军并未能够在广西组织起有规模的伪军。虽然据《广西通志·公安志》载有伪宪兵便衣队、伪警备司令部便衣队、伪复兴会便衣队等机构存在，但较有规模的伪军部队并未出现。与之相对的是，其他日军占领地区如东北、华北等地，都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伪军，以华北地区为例，这一地区的伪军由1938年日军建立的县保卫团转变而来，至1941年，华北县警备队人数已达72000人，平均每县伪军200余人。

在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被日军占领的诸多地区中，广西的情况是相当特殊的——不仅日军扶植建立的维持会力量弱小，成规模的伪军也未能在广西境内出现。究其原因，日军此时各方面力量的明显不足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与抗战中广西人民所遭受的境遇，及广西的社会动员有着密切关系。

抗战期间，日军不仅从空中对广西频繁空袭，还两次从地面入侵广西。日军对广西的空袭早在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就已开始。两次地面入侵广西时，日军有百余架飞机协同地面部队作战，平时也经常出动飞机对广西各地狂轰滥炸，其目标主要是广西人口稠密、商业繁华的主要城市交通枢纽和军事设施。同时，入侵广西的日军对占领地区进行疯狂的物资掠夺，又使广西一度陷入饥馑之中。据《广西在饥馑中》一书载，日军在广西不仅劫掠粮食，还大肆屠杀耕牛，使民众难以耕种而陷入粮荒。正如书中所写，“他们鉴于广西民众过于倔强勇烈，决定实施饥饿政策，逼使广大的人民走入绝境，失去战斗能力”。加上纵火等其他破坏，即使未将迁移防空疏散救济抚恤等费用计入，全省公私财产损失总数已达827717665000元（1945年10月币值）^[14]。

广西在抗战中两度蒙难，遭受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都是巨大的，民众自然对侵略者满怀仇恨，故而大部分人宁可艰难度日也不愿受日伪驱使，更不愿成为伪军替日军充当侵略中国的前锋和炮灰，有个别人与日伪势力搅和在一起的，亦为大众所不齿。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日军自然无法招募成规模的伪军。白崇禧于1939年桂南会战期间的演讲《最近党务政治军事的总报告》中如是写道：“大多数民众，在这大难当头中，每个人都有同仇敌忾的心理，尤其沦陷区域内的民众虽然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之下，有些仍能不畏艰险，不图苟安地再接再厉与敌人作对，致使敌人无法统治。”^[15](www.daowen.com)

在日军两次入侵广西期间，由于无法组织成规模的伪军，无论是大规模会战如昆仑关战役、桂柳会战等，还是小股部队在基层乡村进行的掠夺，参与其中的并没有伪军部队。以1939—1940年的昆仑关战役为例，这一战役中，日方主要参战的部队为钦宁兵团，以及骑兵第五联队和三木联队，其后的攻坚战斗中，松本大队、坂田联队也投入战斗，但在地方志对此战役的记载中并未出现关于伪军的记述^[16]。在桂林保卫战期间，日军作战使用的兵力中亦没有伪军，进攻桂柳地区的部队中有驻华中的第11军和驻广东的第23军，此外第五航空军也在其中^[17]，但相关记载中也没有出现关于伪军的内容，可见与昆仑关战役一样，这一作战也没有伪军参加。

小股部队在基层乡村的掠夺也是如此。以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3月18日的桂林兴安县磨石界反扫荡为例，对磨石界发起扫荡的日军300余人，又挟民夫300余人，其中并无伪军，可见对磨石界的扫荡是日军自己行动。其他县份、乡镇等地的劫掠行为也均无伪军参与，由此可见，无论大规模会战还是小股部队在基层乡村的掠夺，日军都是自己行动，并无成规模的伪军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