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会（地方治安维持会），是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的临时基层组织，其任务是维护日军统治和维持地方治安秩序，其军事权力均由日军、宪兵队及敌特机关掌握。市、县维持会的会长大多由日军头目会同一些与其有联系的黑社会头子物色当地势力较大的豪绅担任，而在乡村，担任这一职务的大多是原国民党乡长、村长。通常来说，维持会是一种过渡形式的伪政权基层组织，在正式的敌伪政权成立后即为正式伪政权所接收，但在基层乡村，建立由汉奸组成的维持会依旧是日军维护其统治的主要手段。

1939年11月24日南宁第一次沦陷，日军便在城郊的大塘、北湖设立了维持会，会长分别为何持谦、田次廉，翌年日军撤离后，维持会也告解体。在1944年9月10日，日军再次侵入广西、陆续占领桂林市及80余个县份后，在所占领的市及大部分县、区、乡、镇、村建立了维持会。当年11月11日桂林沦陷后，日军在临桂县署内设立伪复兴处，此即为桂林维持会的前身，翌年2、3月间伪复兴处改为维持总会。

作为日军扶植的伪政权基层组织，维持会的存在是服务于日军的殖民统治及其“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策略的。与其他沦陷区的维持会一样，广西境内的维持会作为侵略者的爪牙，其主要罪行亦是欺骗逃难群众还乡、为日军强征粮食及其他物资强拉妇女供日军行乐、开设烟馆赌场，以及扫荡自卫队、残杀爱国同胞和搜刮民财几个方面。然而这些维持会组织事实上力量十分弱小，从长远来看，并没有起到其应当的作用。

上文中已经提到，日军在广西并未能够真正建立类似于东北等其他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尤其是未能控制广西的经济生产，这就使得日军不得不以派出小股部队直接抢夺的方式获取粮食和其他物资，这也恰好说明了在广西境内维持会力量事实上并不强大——日军组织维持会的一大目的，就是利用维持会征集粮食及其他物资以维持需要。然而就一些口述资料来看，在这一方面维持会并未发挥多大作用。(www.daowen.com)

在1944年广西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前后的口述史料中，人们提及的大多是日军的空袭，以及日军直接劫掠村庄造成的财产损失，对日军残酷屠杀平民造成的伤亡亦是这些口述史料的主要内容，但提及维持会的较少。在桂林及周边乡镇，维持会亦遭到了多数村民的抵制，如定江村、莲花塘村等。维持会尽管用尽一切手段在各方面试图奴役广西人民，但这些手段都收效甚微，经济领域的走私、制造伪钞和劫掠遭到了第三届学生军和抗日游击队等力量的打击。文化方面其协助日军开展的奴化教育也并未得到多少认同，正如1946年广西省救灾委员会所编的《广西在饥馑中》一书中所写，广西人肯甘心附敌的只有极少数，敌人无法建立伪组织，伪钞也无法流通。^[9]即使身处饥馑之中艰难度日，大部分民众还是不愿屈从日伪，维持会自然也就形同虚设，发挥不出多大作用了。

早在1939年桂南会战期间，南宁民众就已与学生军小分队相配合，捕杀了维持会总办田次廉，这一行动对维持会和其他依附日伪势力之人造成了相当的震慑。^[10]而桂柳会战期间，永福县抗日队伍也通过反间计打击了当地维持会，日军中计后杀死会长莫宗伦，尽管其后仍有继任者徐修，但维持会已再难成其气候，之后日军撤出永福，维持会亦随之垮台。^[11]

而在广西无法真正起作用的维持会，其成员自然也难逃日军毒手。1945年4月，日军怀疑临桂义宁县维持会及保安队对其不忠，抓住副会长苏章甫用刺刀当场刺死，又将维持会成员47人用铁丝穿掌，牵至县城东部一土坑旁用刺刀戳死后推入坑中。^[12]当地村民李沛霖证言称：“看见日军把维持会的18人，用铁丝穿过手掌心，有的穿过肋骨，串起一串先从山货街出来，经过老县府。合峰东茶山人李玉胜走在最前面，日军把18名汉子押到水牛塘（老墟坪的葬园社）用刺刀戳，一刀一个，将他们刺杀，用脚把人踢进早已挖好的坑内。”^[13]其他地区维持会的下场，由此亦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