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44年12月10日桂柳会战结束，日军攻占了广西大部分地区，占领县份就有七十五个之多。尽管表面上看完成了其战略目标，但从长远来看，日军在广西的进攻依旧严重受挫，攻占广西并没有使其得到在其他占领区所能得到的支持。

从1929年披露的、1927年由日本参谋本部铃木贞一少佐撰写的、据称由首相田中义一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中，可以看出日本从侵略战争开始之时，就已确立了以战养战、通过掠夺其占领地区（尤其是占据的中国领土）的资源和权益以扩大战争的策略。在这一策略的指引下，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并且在占领区建立殖民统治，通过统制经济等方式掠夺当地的资源和各种权益。这一点在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占领东北之后，日本以“东拓（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和“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后盾，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控制了占领区，尤其是控制铁路交通和矿产、森林等资源的开采，以巩固侵略战争的经济基础、弥补自身战略资源缺乏的不足，并继续扩大战争。

1944年桂柳会战后日军占领广西大部分地区，其直接目的在于打通陆上交通线以维持南洋军队与日本本土的联系，但根本仍在于以战养战。这一时期的日军，无论兵力还是资源都已严重不足，加之同盟国转入反攻，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屡遭失败，尤其海上通路更是随时有被切断的危机，此时一贯以来以战养战的方针就显得极为重要。攻占广西的意义不仅在于打通陆上交通线，也在于使广西像日本占领的其他地区一样，为其提供兵源、资源等支持，以继续进行战争。

曾在二战期间担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科长、大本营陆军部科长（作战科长）的学者服部卓四郎在著作《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详细记录了“一号作战”从筹备到付诸实际的过程，在为筹备这一作战而进行的“虎”号图上模拟演习中，确立了这样四个方面的目的：“一、夺取今后势将成为美机B29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桂林、柳州，以保证本土万无一失。二、通过占据桂林、柳州一带，以应付将来敌军经由印度、缅甸、云南指向华南方面的进攻。三、在海上交通日益不稳的情况下，修复这些贯通南北的铁路，以开辟经过法属印度支那与南方军的联络。四、通过摧毁重庆军的骨干力量和所取得的综合战果，以策划重庆政权的衰亡。”^[3]从中可以看出，日军发动这一作战，最为直接的目的是打通陆上交通线以使南方派遣军不至于彻底孤立，在会战真正发动的1944年8月，日军大本营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及南方军总司令官下达的最高命令中也提到“主要目的在于击败敌军，占据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段沿线重要地区，以摧毁敌空军的主要基地，制止其窜扰活动”^[4]。但同时大本营方面也提及了这一作战中所面临的困难——物资与兵源的不足，“要进行这么巨大的战役，无论是兵员的补充、还是重要资材的供应，都必须极大地压缩”^[5]。显然，要继续进行战争，日军必须在攻占广西等地区之后使其发挥与此前占领的地区一样的作用，即提供继续战争所需的各项支持。(www.daowen.com)

然而日军占领广西大部分地区之后，却并未得以对广西进行类似于东北等地的彻底掠夺。在其他占领地区，日军虽然也会通过小股部队直接抢夺的方式获取需要的物资，但这并不是其所需给养的主要获得方式，通过统制经济控制当地生产仍是其物资的主要来源。但在占领广西后，日军并没有能够建立相应的殖民统治，尤其是经济领域的统制经济，这就使得日军不得不以小股部队直接抢夺的方式获取物资。这一点在灵川县定江乡的民间记忆中多有体现，村民在回忆当时情形时，大多谈到的是遭到日军抢夺及财产损失的情况。除灵川之外，其他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也是如此，隆安县培正村村民叶以业证言称：“日军大概有60多人马，他们一进村就到处掳掠东西，村里的50多头猪全部被杀光，被杀掉的鸡、鸭更是不计其数，将猪、鸡杀死后砍掉头、脚，连皮带毛扒下扔掉，内脏到处乱扔，仅挑瘦肉来吃，见到米缸、坛子等一概打烂，有些日本鬼专门搞恶作剧，拉屎到村民的米缸、坛子里面去后又将盖子照原样封住。”^[6]临近广东的陆川县清湖镇1944年9月中旬被日军入侵时，当地人黄经参回忆：“当时日军有三五百人，在黄榄木根处烧猪、烧鸡、烧鸭、烧鹅吃，我还看见日军在清湖街边马旺塘（广东管辖）杀了三头猪，开了清湖粮仓，抢走了很多稻谷，谷主要用来喂马，有些农户的米缸上还被拉上屎和尿，田上的甘蔗全部砍了用来喂马。”^[7]北流市石窝镇村民谢亦海家中亦遭到了日军的直接抢夺，抢走谷种两担、稻谷三担、花生一担、鸡十几只、猪两头、猪油一缸。^[8]

由此可见，派出小股部队抢夺财物是占领广西的日军维持生存的方式，且日军在抢夺过程中不一定有所收获——这与大多数民众躲藏在山林里，日军对当地地形不熟悉，又十分顾虑中国军队和游击队的袭击有关。对日军而言，这一时期的物资和兵力都已明显不足，加之在广西境内又必须向乡村增派兵力抢夺物资，这就使日军兵力受到了相当的牵制和消耗。也就是说，日军对广西的占领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日军尽管达成了作战目标，但未能保证陆上交通线的畅通——已经明显不足的兵力在广西境内又受到了牵制乃至消耗，更加无力在同盟国已经转入优势的1944年及以后继续扩大战争。而包括桂柳会战在内的“一号作战”，也因此而遭到了严重的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