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合运动的组织者艾黎对教育的目的也有个实践认识的过程，认为应当进行创造性教育，在教学方法上，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手脑并用，要学生学会分析，具有创造性。新的时代开始了，孩子们不应当继续变成他们的前一个时代的那种青年人，应当培养教育，使他们具有创造性的品格，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两者融会贯通。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已经失去在体力劳动中可以得到的快慰。当然，可以改正过来，但过程却并不那么容易。不幸的是，旧的教育者把劳动只作为抽象的概念，认为它是卑贱的东西。他们行的孔夫子的教义——智者不劳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有些人还守着几千年前的孔孟哲学，只会背诵前人的书本，只会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而实际上自己一窍不通。新社会革除了这种旧思想，但这种旧思想已经根深蒂固，成为习惯势力。今天的世界，这种旧的传统观念甚至在一些劳动人民中仍然蔓延着。在山丹，在课堂教堂中得到的经验是：青年学生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这是最基本的，而且要花费很大精力去学习一些简单的机械理论和实践知识。^[14]

兰州培黎学校位于兰州黄河北岸穆柯寨，全名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兰州培黎工艺学校”，社会上都叫它工合培黎学校。艾黎带领全校师生，亲自动手，参与劳动。1944年初，学校经济来源渠道增多，办学条件有所改善，但仍保持艰苦奋斗精神，把学生参加体力劳动作为一种制度，经常化和固定化。在以后扩大校园面积，新建教室、实习车间、学生宿舍、实验室和大礼堂的过程中，学生都一如既往地参加劳动。^[15]

兰州培黎学校最初只有学生三十多名，以后逐渐增至六十多名，多来自各地农村的穷苦子弟，因此文化程度、年龄大小、个人经历、思想基础和进校目的差异较大。艾黎认为，培黎学校的首要任务在于教育人，通过理论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使学生不仅获得文化科学知识，而且掌握生产技能，培养勇于创造的精神。根据他的这一主导思想，学校制定了半工半读的各项实施办法。首先在课程设置上，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国文、英语、纺织、机械、制图、经济地理、科学常识、合作、会计等课程。其次，建立实习、实验场所。纺织专业有织布机、织毯机、整经机、纺毛线车、裁绒等设备；机械专业有车床、钳工房、锻工房、翻砂间、柴油动力机（当时无电力），以及化学实验室。再次，上午上课，下午实习。每天上午学生集中在各自班级进行课堂理论学习，下午到各自所学专业的车间实习，相隔一定时间，调换工种。学生实习时的一些产品，如毛巾、白布、肥皂、栽绒垫等，可供学校所需。最后，学制定为四年。最初因学生人数少，组成一个混合班。学生增多后，按文化程度分编为四个班（年级），各班人数不少。^[16]

1944年，培黎学校迁至山丹后，以发塔寺为基地，经过四年建设，开创了二十个学科，学生人数发展到近四百人，不仅建成一座专业繁多的工农业技术学校，而且成为一个有上万亩土地的农场，数百只改良羊种的牧场，一座竖井采掘煤矿和十几座小型加工厂的工、农、牧联合体。

学校的机构很多，但专职管理人员很少，多由教工兼办和学生自治。当时在校学生，籍贯遍及全国十八个省份，以甘肃籍为最多，大部分是山丹本地人，其次是河南及陕西。^[17]

山丹蕴藏着发展乡村工业必不可少的多种矿藏。为摸清当地资源，学校迁山丹后，艾黎即聘请成都华西大学地质系教授英国人韩博能和西北地质调查所郭宗山进行勘察，并成立了地质测量组，承担寻找资源任务。

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兰州培校邀请知名人士水梓、裴建准等组成了校董会，以争取社会赞助。当时的学校虽然简陋，但新型的办校方式却深得国内外有识之士的赞赏和支持。(www.daowen.com)

国内外不少名流到兰州，都要去工合培校看看。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兰州，指名要参观“工合”。他参观了几个生产合作社和宁卧庄工合制毯厂后，时间来不及去培校了，临时指派他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专程到培校。^[18]学校还请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到校做专题报告，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做的“甘肃资源与开发”，老工合工作者英国人戴乐仁做的“中国工业合作事业的发展”，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做的“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与成就”等报告。

张治中和邓宝珊，也都不止一次到兰州培校。张治中在给艾黎的信中表示“想将我的第二个儿子张一纯送到培黎学校来学习”，张一纯“特别对电机有兴趣，常常自己搞些材料就能做成一个简单的收音机，居然也能收听到广播，他会开汽车，机械部门的常识也很不错”，张治中认为兰州培校“在学上做，在做上学，不限学历年限，学成为止，没有一般学校的种种限制——这是你们新的创作——我认为对我这个孩子的造就是最合适不过的”^[19]。后来张一纯就读于兰州培校，但他不久便请假回兰州，张治中特意致信艾黎，表示“他是我最小的男孩子，他的母亲很溺爱他，这次中途辍学，我也不好勉强他。这件事很辜负您的好意，心里感到非常不安，特别向您道歉”^[20]。

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热心支持培校，他认为这样半工半读的形式可以使穷人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使学生受到生产技术的劳动锻炼，可以改变为做官而求学的传统观念。所以他到兰州以后，就把自己七岁的儿子张孔来送去兰州的培黎学校读书，表示支持。后来又把他妹妹的两个孩子杨金中和杨德春送到山丹培黎学校去上学。1944年，随着战局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双石铺培校的学生受到抽走当“青年军”的威胁，日寇也接连向西侵进，艾黎等想把学校迁往甘肃天水县，他们就来和张心一商量。张心一以为在抗战时候，西迁的单位比较多，天水的地方不好找，他因有次去山丹军马场的时候，路过山丹县城，住在那里，看到那里有许多庙宇空房，并了解到山丹有些小煤矿，建议艾黎把学校迁到山丹，可以利用这些空房和当地资源。并且指出山丹驻军是马步青的部队，不是蒋介石嫡系，可少受特务干扰，艾黎去看了之后，便决定把学校迁到山丹。不过事情还有波折，有一天谷正伦忽然问张心一：“听说艾黎和共产党有关系，你知道不知道？”张心一说：“我不知道，我可以去调查一下。”之后，张去河西检查水利工程时经过山丹，把此话告诉了艾黎。张心一回来后向谷正伦说：“我调查了一下，艾黎说他没有跟共产党走。艾黎他们在培黎学校的工作，可以为甘肃培养技术人才，发展后方工业，对抗战大有好处，而且没有花我们的一分钱，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事，应该鼓励支持他们。”谷正伦听了之后，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看法。^[21]

一些英美人士来华访问，也特意去山丹培校。1945年，英国从事合作事业的工党议员胡特访问了山丹培校。1947年，英国驻华大使张伯伦从南京飞抵山丹访问。对这些人士的访问，一些新闻媒介纷纷做了报道，使山丹培校在国际上的影响更加扩大。山丹培校在国际上名声甚显，在美、英、新西兰等国，人们在谈论中，或者在英文出版物上，总是以山丹培黎学校作为山丹的代名词。1948年夏，英国钢铁业中心菲尔德市中英发展协会分会为山丹培黎学校举办募捐活动时，就在海报和文艺节目单上印有醒目的由英文拼写的SHANTAN（山丹）。^[22]1949年秋，英国援华总会主席克利浦斯夫人和总干事穆尔夫人专程飞到山丹视察培校，带来了一批捐款和药品。

培黎学校的办学与约三十位来自八个国家的外籍教师的协助是分不开的。1947年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个由四十四国组成，专为遭战争破坏的国家提供紧急援助的组织——也给了山丹培校很多资金、技术、设备和运输工具等方面的援助。^[23]抗战结束后，来自美国和其他来源的援助减少了，新西兰的捐款几乎占整个学校预算的40%，很多教学和工作人员，如罗伯特·司宾赛和巴巴拉·司宾赛，都来自新西兰。^[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