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水和电的广泛使用、近代化街区的建设、近代化城市道路的修建、公园和其他文化娱乐设施的修建等，都是影响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电力代替煤油或蜡烛，成为城市照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力代替蒸汽、人力、水力、风力成为城市工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更是城市近代化的重要标志。然而，这些与城市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带有一定公益性质的企事业设施的修建及使用，也常常会产生企业与民众的纠纷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此时的北碚富源水电公司，因下设的高坑岩电站修筑水坝造成的水灾导致企民矛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永久陪都，承担了中国战时首都的重任，不仅人口迅速增加，而且机关事业单位、工厂企业也不断增加，加之日机的频繁轰炸，北碚作为“重庆的后花园”成为重庆的迁建区，是重庆的一部分，重庆及北碚的工业用电用水和生活用电用水大幅上升，原来重庆的水电设施已不适应战时需要，为此，国民政府在重庆加强了电力等公共工程的建设。1941年7月3日，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平正农场会议厅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扩充陪都电力、自来水等公用事业计划案。^[1]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水利委员会在巴县完成南温泉电站工程。^[2]而发展水电，毫无疑问，需要修筑堤坝拦水。北碚富源水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早在1933年，时任北碚管理局和民生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就邀请在法国留学的工程师张华到北碚梁滩河进行勘查，开始了兴建水力发电的设计。但由于此时民生公司忙于扩大运输业务，难以抽出资金办电厂，北碚水电站的建设不得不暂时搁置。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号召兴修水电站，并在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促进了北碚富源电力公司的建立。根据政府的相关要求，电力公司于1943年5月由戴自牧、卢作孚等人发起，6月成立。该公司设总公司于重庆，设总电厂和办事处于北碚中山路八十九号。公司内设经理、副经理、秘书、工程师各1人，下分总务课、业务课、技术课、会计课、电厂。资本总额为4000万元，经营水力发电。北碚富源水电公司在致巴县参议会的函中也称：“查抗战期间，北碚划为迁建区域，中央之机关、学校、工厂等纷纷迁设北碚，人口增加，需电迫切，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等始集资四千万元组织公司，在贵县歇马乡高坑岩建筑水力发电厂。”^[3]1944年，公司在巴县梁滩河流域之大磨滩、新桥、梁滩桥筑堤修坝堵水，发展水力发电，在高坑岩建立水电站（由蓄水坝、引水系统和发电厂房三部分组成）。1944年12月电站正式发电，两台共320千瓦发电机组投入使用，总发电量为400千瓦。^[4]因电费便宜，深受民众的欢迎，得到民众的支持。民国四十五年（1946年）四月，民国兴隆乡乡农会在呈给县政府的文中称：“高坑岩水电富源公司前于梁滩河之大磨滩、新桥、梁滩桥等处筑堤堵水曾向巴县政府请求登记，县长关怀人民权利特出公告咨询有无异议，水利电力为近代工业需要自应一体赞助。”^[5]北碚富源水电公司在致巴县参议会的函中也称：“……三十四年（1945年）元旦供电，完工年余，大家皆称便利。但本公司开支大大超过收入，每年不仅毫无盈余，更在亏折之中。所幸本公司之设纯以公共福利为主旨，至无专以营利为目的，兹为大家需要，复借款兴建小坑岩电厂，明春可望完成。完工以后，除供北碚之不足外，也为歇马乡需用电力。……当地居民给与帮助，仁义之举，实堪钦佩。”^[6](www.daowen.com)

但拦河坝的修建会提高水位，从而影响到一些小型磨坊主发展水磨业，以及沿河其他以水力为动力的企业，尤其是当因拦坝造成河坝上游地区发生水灾，使部分民众的利益受损时，就会使电力公司与民众之间发生纠纷，私营磨坊主也会组织民众“闹事”。而这种纠纷因涉及多方（重庆市政府、四川省政府、巴县政府、乡镇政府、公司、水利部、内政部、民众等），交涉起来颇为复杂，博弈时间最为长久。在博弈中，有乡政府带头破坏水利设施——拦水坝的事情，惊动了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内政部，并函请地方政府解决。^[7]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一场大洪水，淹没了梁滩河流域的许多民众的庄稼，在磨坊主的“组织”下，受灾农户与北碚富源水电公司发生了有很大社会影响的水利纠纷，解决时间长达大半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