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坚信农业与教育密不可分，教育与农业需有机结合，认为尽管中国从事新农业和新教育几十年，但仍未取得很大的进步，其原因就在于“办教育的只是专办教育，办农业的亦只是专办农业”^[61]，即生产和教育未取得密切联系，教育和农业分了家。高氏认为中国当时的农业改进运动只做到农学的进步，而大部分的民间农业，除特定区域内的优良品种推广外，其他普遍的农业方法和生产工具并没有改良，其根本原因在于从事农学的研究人员未经过教育的过程，不能深入民间，所以各大学农学院或农林专科学校的研究结果，多不能为一般民众所接受。这是由于社会各界没有注意农业改良与社会教育的密切关系，高氏希望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改良土产，即发展乡村职业教育，使受了生产专业训练的分子参加生产工作。^[62]高氏认为整个乡村建设运动便是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是将教育和政治经济配合一体的运动；教育与农业不可分，即是农学与农业不可分，亦即是生产与教育不可分。^[63]

在此思想指导下，高氏任省教院院长期间继续大力推进乡村建设，形成了独特的“学院—社会教育体系”，使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一体化，在抗战初期省教院是四川和全国的乡村教育活动的中心。学院负责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提高，社会教育网络在学院组织领导下负责文化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推广。省教院（包括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在区内的教育实验区，便是它最初的社会教育网络组织，这一教育网络体系，到1936年初分五大部分：学院本部、乡村教育实验区、社会事业改进会、农事试验场、小龙坎民众教育馆等。^[64]随着试验工作的进展，逐渐放射至川东的十个县，成为更大范围的社会教育网络体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在华北、华东地区组建的乡建运动实验区及院校先后在日寇铁蹄下停办，但沙磁文化区内的乡建运动仍蓬勃发展，独有“以学校为中心推广社会教育”这一成功经验被教育部采纳，并以此项政策，在区各院校普遍推广，以往由省教育学院一家包揽社会教育的局面随之改为文化区各院校共同分担的格局。^[65](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