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热心地方文教事业建设，是“重庆沙磁文化区”最早的倡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副主任干事，为文化区的建立奠定了广泛坚实的社会群众基础。难能可贵的是，高氏还负责营建今位于重庆沙坪坝的歌乐山国家森林公园。1923年歌乐山划为国有森林，“时尚少建设，地未尽其利”，后拨归教育学院管理，高氏睹其荒芜年久，戚然忧之，因联合地方士绅倡议辟为森林公园。^[44]1938年2月26日，高氏组织成立“歌乐山乡村建设社”，林森为名誉董事长，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为董事长，高氏任社长，有计划地对歌乐山和小龙坎林区进行开发建设，培植景区，建设各项配套设施。一时间，“房屋栉比，从前荒凉之区，突变为四川的莫干山”^[45]。随后，歌乐山乡村建设社与教育学院立约，“于其保留森林管理权下，开发全山交通、经济、卫生、文化机构之设施，组训农民，改良农产，俾管教养卫四者，一一实现”。^[46]“由是而及于一区一县，而全省，相率闻风兴起，汇为洪流，荡涤我国数千年之积弱，是吾侪至深愿矣！”^[47]

高氏还在四川发起禁烟运动，认为“禁绝烟毒，使种族强健，盗匪绝迹”。四川因幅员辽阔，禁止烟毒十分困难。“禁烟一项系中央既定之政治改革，四川所负的责任自然也比较重大。”^[48](www.daowen.com)

高氏还提倡节约，认为节约是用消极的方法达到增加产业效用的目的，应当在农村中推行，以对抗敌国的节制消费政策。高氏告诫四川民众保持“四川固有的勤俭朴质的美德”，希望四川人民努力复兴工作，要切实“恪守国民精神动员的戒条，成为朴质的民族中坚”^[49]。要求国民在生活上以厉进、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等等为行为准则^[50]。在教育上，主张加强对学生德行的陶冶与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重在熏陶个人的品德，所以“圣门四科，德行为首”^[51]，希望教师们认识德行教育的重要，注重陶冶学生德行，让青年有一个明确的法则以资遵守，当然“以不变土风，垂之永久”^[52]。他主张教育就是发扬并提高民族文化的问题，认为青年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不止于发展生产建设，还负有发扬并提高民族文化的义务。一个民族所以能够屹然立于世界，必然赖于它的优秀文化，而优秀文化的养成，又赖于历代文化基础的积累^[53]。故要发扬并提高民族文化，必须用教育的力量，养成若干民族文化的斗士。高氏还提出应使得今后的教育适合于发扬并提高民族文化的环境。^[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