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起，清洁在全国各地都成为城市改良和国家介入城市事务的重要内容^[75]。纵观重庆政府有关整治城市公共环境卫生的举措可以发现，无论是卫生局、警察局发布的各种法规条令，还是“委座”发布的各种手令、密令，都呈现出“自上而下”治理城市卫生的特点。但这种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城市居民对街道清扫政策的最终执行度有限。城市居民在面临日机频繁轰炸的情况下，首要思考的是保障自身的安全，其对于城市街道卫生的治理必然兴趣不大。正如卫生清洁检查者指出的“唐家沱镇商店区街道整理特别清洁”是由“该保长叶柏林自动整理”^[76]，并非街道铺户打扫使然。同时，甚至连“公务员家眷及其私人居所均欠整洁”^[77]，更不要说他们及其他普通民众对于公共街巷打扫的参与度。不仅如此，市民还不断有妨碍市内公共环境卫生的行为。如直到1945年，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还就市内学田湾附近居民将垃圾任意倾倒在外事局招待所门前的空地处请求清洁队清除并牌示禁止乱倾垃圾^[78]。

其次，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矛盾为“自上而下”的城市街道卫生整治增加了不少的难度。国家政权建设是20世纪的趋势，而南京国民政府在这方面的要求尤其迫切。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激起了国民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意识^[79]，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逐步确定西南为抗战根据地，推动“西南中央化”，并于1935年最终统一川政。但是，地方实力派刘湘毕竟经营重庆多年，虽然国民政府最终控制了重庆，但是国民政府中央势力与四川地方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在战争年代仍旧持续不断。董显光观察到：“1938年迄1939年间政府官员连同大批西迁难民像潮水般涌进了重庆。那时候四川的部分地方势力虽近安抚仍保持着割据的局势，未减狭隘的地方观念，视外来人如闯入的不速之客。安定四川政局的责任由蒋委员长青年患难之交的张群负了起来……这不是一蹴可几的政绩，在开始阶段中张群遭遇到了很多不愉快的挫折。”^[80]重庆市市长也是连番更替：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贺国光被任命为重庆市市长；同年年底，吴国桢出任重庆市市长；1942年12月，贺耀祖又被任命为重庆市市长。^[81]这样的政治环境对于重庆市战时之城市管理、环境卫生整治和城市形象建构等，都是不利的。(www.daowen.com)

同时，从陪都政府对于城市公共环境卫生整治的过程和效果可以看出，虽然蒋介石和重庆市政府及相关机关费尽心思，但实际的执行力不甚理想。从重庆市档案馆馆藏的相关城市公共环境卫生整治的档案可见，既有重庆市政府、重庆市卫生局发布训令整治公共环境卫生的，也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重庆市政府要求改善卫生的，更有蒋介石亲自给重庆市警察局发布手令要求开展卫生大扫除的。重庆市卫生局成立后，原本将城市公共环境卫生整治一项划归其以专一事权，但实际上重庆市警察局却在城市环境卫生整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不要说在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还有新运总会、重庆市动员委员会等其他机关牵涉其中。从市长的多番更迭到蒋介石越过重庆市政府训令整治卫生可见，战时国民政府在治理重庆和改造重庆方面掣肘颇多。